作者：孙建清

　　近日，偶读学者马瑞芳旧著《蒲松龄评传》，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聊斋志异》手稿的署名问题。

　　研究表明，有清一代，山东淄川的文人雅士聚首时，以谈狐说鬼为时尚。当大家知道蒲松龄正在写《聊斋志异》时，都很热心地把自己的见闻提供出来。为记朋友赞助之功，蒲松龄常常在篇末记下故事的具体来源，比如《侯静山》是高念东所述，《咬鬼》是李生所讲，《胡四相公》是莱芜张虚一所说，《义鼠》是杨天一所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写法，可谓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从中，颇可窥见蒲松龄的人品文品，以及做人的格局气象。今天，我们希望增强全社会著作权意识，形成尊重智力创作的良好氛围。蒲松龄的做法，有着一定的启迪和警示意义。

　　众所周知，蒲松龄在写作《聊斋志异》时，博采民间传说、口述异闻。这些，成为故事材料的重要来源。也就是说，聊斋故事一部分来自民间传说，一部分来自朋友间的日常闲谈。有细心的学者考证过，《聊斋志异》中取材前人野史佚闻的故事，约有百篇之多。值得注意的是，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蒲松龄，在整理、加工他人的记载或口述作品过程中，并没有掠人之美或者抹杀别人的劳动成果，而是在手稿末尾认认真真、恭恭敬敬地写上故事提供者的名字。这一细节，令人肃然起敬。在搜罗故事素材的基础上，蒲松龄进行了艰苦的打磨润色，终使《聊斋志异》成为不朽的名著。这不仅凸显了蒲松龄运用民间文学素材的能力，而且彰显出他对原创的珍惜和尊重，折射出中国古代小说家深厚的文学造诣、高尚的人生境界。

　　几百年前，蒲松龄生活的时代，还没有著作权法，也尚无保护知识产权一说。蒲松龄通过设茶摊来听故事，获取创作素材和灵感。写作过程中，对于这些故事完全可以略去讲述者，大大方方地写上自己的名字。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以一个记述者、整理者的姿态出现。由此不难看出，蒲松龄已经具备了原始的著作权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知道，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手稿，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相继在辽宁西丰县被发现，现存辽宁省图书馆。当年，蒲松龄完成《聊斋志异》后，手稿俱藏于家。由于无力梓行，直到他辞世五十年后，才由后人出资刻印。现在所能看到的《聊斋志异》各种版本，虽然鲜少注明故事来源，但这并非蒲松龄的本意，也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了。

　　除了上述《聊斋志异》手稿，我们还能从其他手稿中体会蒲松龄对待文稿署名的严谨态度。《柳泉居士词稿手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聊斋志异》手稿之后，第二次发现的蒲松龄手稿。据阅读者发现，蒲松龄在词稿中提到了很多友人，而这些友人都是对《聊斋志异》的素材积累有一定帮助的，并见于《聊斋志异》附录。把《聊斋志异》手稿和词稿手迹进行对照阅读，可以进一步印证蒲松龄强烈的著作权意识。

　　与之相反，有些人信奉“天下文章一大抄”，把别人辛辛苦苦的创作成果署上自己的名字，或者东拼西凑、改头换面后据为己有。此类学术不端行为，今天仍时有发生，可谓斯文扫地，为人所不齿！保护知识产权，应从点滴做起，做到严于律己、尊重他人。增强著作权意识，我们需要多向蒲松龄学习。这方面，有些报刊就比较规矩，在文末会有“某某对本文有贡献”之类的鸣谢。学术论文，也应严格规范参考文献和注释等。各大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要倡导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治学理念，切实加强学术道德建设。

　　在网络技术发达、信息获取便捷，文墨官司屡见不鲜的当下，我们应如何尊重原创，怎样合理使用前人的成果？蒲松龄的手稿署名，无疑具有独到的借鉴意义，不啻当代文人的一面正衣冠、端品行的镜子。（孙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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