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啸洋

　　近日，管虎执导的《八佰》上映，引发了观众对战争电影的热议。相对于《八佰》对战争场面的正面描绘，战争电影图谱中也存在一些独辟蹊径的角度，如从儿童和启蒙的视角讨论战争，探讨“天真与战争杀伤力”的关系。同期上映的《乔乔的异想世界》便属于此类，它充满喜感，荒诞不经的外表下是严肃的内核。

　　儿童视角下的战争

　　从儿童视角切入来审视战争的电影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儿童被塑造为小英雄，比如《鸡毛信》（1954）、《伊万的童年》（1962）、《闪闪的红星》（1974）等。法国哲学家萨特从《伊万的童年》中看到战争对童年的扭曲，指出伊万内心冲动的暴力是“赤裸裸的魔鬼性”，是战争酿造的悲剧。第二种，透过孩童的遭遇展示卑劣的人性，比如《流浪的尤莱克》（2014）和《被涂污的鸟》（2019）均以二战中逃亡的犹太儿童为主角，展示他们的悲惨遭遇，以此揭露复杂的社会与人性。第三种，将战争喜剧化或荒诞化，以此反思战争，比如《铁皮鼓》（1979）、《美丽人生》（1997）、《潘神的迷宫》（2006），以及《乔乔的异想世界》等。

　　在第三种战争电影中，《潘神的迷宫》以女孩奥菲利亚的视角讲述了一部暗黑童话，将克鲁苏神话与西班牙内战历史结合，富有魔幻色彩；《乔乔的异想世界》则讲述了在纳粹德国统治下，乔乔的母亲秘密帮助犹太女孩，乔乔在这种熏陶下改变了原本效忠于希特勒的想法的故事。奥菲利亚活在希腊牧羊神的指引下，乔乔活在希特勒的意志世界里，两部电影都以幻想的形式，反思独裁统治与战争。以儿童幻想、想象的方式进行宏大叙事，肇始于现代主义创作的反讽态度。当观众被规整、严谨的故事牵着鼻子走时，新的剧作模式被倒逼诞生。《乔乔的异想世界》糅合了喜剧、战争和幻想成分，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叙事框架，充满嘲讽意味。

　　“命令”与“游戏”是解读该片的关键词，其中命令是建构，游戏是解构。柏拉图将游戏视为幼年时代对生活的有意模拟，游戏消解、破坏了严肃的命令，使意义溢出原来的范围，产生荒诞的艺术效果。影片中，希特勒只是乔乔脑海中臆想出来的任务。乔乔形象狂放、表演夸张，为了成为希特勒青年团里的一员，接受了元首的洗礼：“蛇的头脑，狼的身体，豹子的胆子”。当成人世界的丛林法则放在身躯并不匹配的孩童身上，便产生了一种幽默效果，甚至母子日常对话都使用“希特勒式”装腔作势的语气，这种错位令人忍俊不禁。

　　导演塔伊加·维迪提有意使用喜剧形式结构电影，他说：“我讨厌纳粹，喜剧是描述冲突与矛盾的最好方式。”荒诞喜剧的主题，往往涉及人类历史上的荒谬时刻，通过变形、夸张、臆想、错位等手法，产生严肃的艺术效果，发人深省。

　　选择的力量

　　二战时期，一旦发现犹太人，是选择向纳粹告密，还是选择保护？这是诸多二战题材电影尝试回答的问题。《辛德勒的名单》（1993）里，德国商人辛德勒的工厂成为犹太人临时的避难所；《钢琴家》（2002）中，波兰钢琴师史标曼在月光下弹奏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令德国军官动以恻隐之心。选择施救成为人性中最耀眼的光辉。

　　《乔乔的异想世界》中，乔乔和艾尔莎通过游戏悉数德意志和犹太民族的代表性人物：乔乔说出贝多芬，艾尔莎说出爱因斯坦；乔乔说出里尔克，艾尔莎反驳道“里尔克的母亲是犹太人”。这一情节中，电影并未讨论谁对谁错，而是以孩子间的游戏展示身份的复杂性，同时暗示将身份进行单一对立本身就是错误的。

　　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认为，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会使世界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人的身份是多元的，优先强调一种身份意味着对其他身份的屏蔽。以乔乔为例，他的身份首先是儿子，其次才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当团员的身份压过儿子的身份时，母子之间便产生了裂痕。

　　寻求认同是人的本性。电影中犹太女孩渴望被平等对待，乔乔想要得到首领希特勒的认同。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二战中看到犹太人如何选择？《乔乔的异想世界》给出一个温暖的答案：当盖世太保准备带走犹太女孩艾尔莎时，乔乔和克伦琴多夫上尉选择了放下身份偏见，一起保护艾尔莎。不管是乔乔、辛德勒还是“闻琴生悯”的德国军官，选择的每一步，不仅在书写个人的历史，也在决定他人的命运，这就是选择的力量。

　　爱与信任的拯救

　　《乔乔的异想世界》用喜剧的外衣包裹战争，也包裹着乔乔的成长过程。当“Kill，Kill，Kill”的呼声催促乔乔杀死他手中的兔子时，乔乔却没有被众人的意志绑架，而是准备放生。于是，同伴给他起了个“乔乔兔”的绰号，嘲笑他的懦弱。

　　在至暗时刻，人性仍然可以释放光芒。《乔乔的异想世界》选择了以爱与包容的方式重新审视世界，从侧面控诉与批判战争。电影中有一处细节，尤其耐人寻味。乔乔找不见匕首了，匕首被导演演绎成帮助犹太女孩艾尔莎脱困的道具，而不是一种凶器。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刀鞘保护刀的锋利，它自己则满足于它的迟钝。”电影中，乔乔之所以迟钝地保护了犹太女孩，源于母亲的教导。乔乔的母亲从未被纳粹洗脑，心中始终存有爱和挂念。“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这是尼采的名言，是乔乔母亲的生活态度，也传达出影片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个世界上，只有爱与信任才能拯救一切。

　　电影以里尔克的诗《美与怖》作结：“让一切都走向我，美好与恐惧。只需勇往直前，直至情感终结。”究竟是被意志绑架，还是回到爱的身边？电影给出了答案，乔乔和母亲一样，最终选择站在善良的一边。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