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雪灏

　　又到教师节，谈起关于老师和教育的影片，观众很容易想起《放牛班的春天》。它在以温暖、朴实的情感让观众感动的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的态度。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影片中的音乐教师克莱蒙•马修，便是这一论述的忠实践行者。在马修的教学观中，不仅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言传，还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身教。

　　片中的“塘底”辅育院，在二战后收容了许多家庭残破的儿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本“来自纯洁无邪之地的孩子”，都坠入池塘之底。马修的到来，让这些孩子重遇了人生中原本不该缺席的三种教育者：严父、慈母与良师。面对不同的孩子，以及孩子的不同阶段时，马修老师在这三种角色之间转换自如，最终成功地指引他们走向属于自己的春天。

　　严父般的责任担当

　　影片中，孩子们虽然试图以暴力的形式彰显自己的男性气质，但这终究只是一种内心不足的情感溢出。在他们的生命中，原本应该撑起一片天、承担生活责任的父亲一角，往往是缺席的。拉康曾指出，婴幼儿往往通过代表法律秩序的“父亲之名”打破镜像阶段的想象性认同，从而逐渐在象征界登记入册。因而，在父亲缺位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会出现自我建构的缺陷。

　　片中，在盖贺克弄伤麦神父之后，马修没有选择将其交予校长处置，而是与他达成协议，让他自己去照顾受伤的麦神父。这种看似隐瞒真相的处理方式，反而使得盖贺克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与原本应当承担的责任，促成了男性气质的建构。同时，他在照顾麦神父的过程中受到了夸赞，羞愧地低下了头。这种教育方式，在悄然之间已经挪动了盖贺克内心的善恶之界。

　　但是，马修老师并没有一味地做老好人。当学生偷走他最心爱的乐谱时，他也会生气地警告说“会让再次犯错的同学付出惨痛的代价”。当看出莫翰奇在歌唱上有天赋时，马修以一种强迫式的口吻，要求他参与到合唱团之中。不好意思主动提出加入合唱团的莫翰奇，在马修老师“严父”角色的帮助下，得以达成自己的心愿，最终成长为一名音乐家。

　　慈母般的入微照料

　　如果说父亲是孩童成长过程中的保护者，那么母亲所特有的慈祥则是孩童记忆中的抚慰者。影片开篇，由佩皮诺的视角引入叙事。佩皮诺在二战中失去双亲，但他在“塘底”辅育院的每个周六，仍期盼父母来接他回家，即使老师、同学已多次向他说明，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

　　马修老师第一次到“塘底”辅育院，见到的便是趴在铁门之内的佩皮诺。在辅育院工作时，马修老师给予佩皮诺格外的照料与关心。夜晚，他会帮助佩皮诺把被子盖好，担心他着凉；在孟丹向佩皮诺收取“保护费”，不允许他回床上睡觉的时候，马修义正言辞地警告孟丹“离佩皮诺远点”。这一举动，也从侧面保护了被孟丹欺负的其他同学。

　　由于佩皮诺是辅育院最小的孩子，在合唱团中不能胜任任何角色的他，每次排练都会被马修宠溺式地抱上讲台，静静地注视着大家。片中最为温情的一幕是片尾，佩皮诺拿着自己的小行李箱，一路小跑地靠近马修老师。在经历了内心挣扎后，马修老师终于将佩皮诺带上远去的汽车。此时，画外音点明当天正是周六，佩皮诺也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周六被“父母”接走。

　　良师益友式的成长指引

　　“放牛班”一词来自中文的俚语，原意指一些初中专为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特设的班级，也就是所谓的差生聚集地。这个带有歧视性的词语，与电影中“池塘之底”的词语暗喻高度契合。

　　在马修老师到达之前，“塘底”辅育院的师生处于一种高度对立的状况。哈森校长的高压管理，为整个辅育院教师的教学态度定下了基调。体罚司空见惯，但“放牛娃”们并没有被禁闭、劳动等形式的惩罚所教化，而是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地挑战哈森校长和老师们。盗窃、整蛊、凌霸取代了学习，成为这群孩子生活的主线。直到马修老师组织合唱团，在与学生们朝夕相处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这些状况。

　　合唱团对于大部分孩子的意义，并不是帮助他们走上音乐的道路，而是让他们在学习中获得快乐与自我认同。有了音乐充当师生关系的润滑剂，学生们开始信任马修老师。当莫翰奇出于“保护母亲”的目的而用墨水瓶砸马修老师，同学们不再像之前盖贺克伤害神父时相互袒护，而是主动诘问他为什么要伤害马修老师，佩皮诺更是勇敢地站出来指认。

　　辅育院的大多数学生，在音乐上并没有天赋，马修老师的内心也深知这一点。但是，他看到这些孩子明明唱得不好还是很喜欢唱，于是重新拿起笔，为他们谱曲。如果马修老师不是一位失意的音乐家，而是退役的足球运动员、退休的数学家，也一定能在训练学生掌握这些专业技能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潜能，教给他们对待学习与生活的正确态度。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