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时杰

　　电影《吉祥如意》上映以来，口碑叫座却票房惨淡。电影拍摄于2016年底，大鹏在拍摄《缝纫机乐队》的间隙，带着十个人的摄影团队来到东北老家，想把自己大家庭过年的场景拍成一部文艺片。然而天降意外，奶奶意外摔伤住院，最后不幸离世，大鹏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拍摄计划。正如大家所预料，这是一部相当私人的电影，但大鹏向世人袒露的脆弱、镜头里的离合悲欢、一地鸡毛，至亲离世的亲情纠葛却通过全新的拍摄手法让所有人找到了共鸣。

　　“戏中戏”拍摄手法升华艺术与现实的边界

　　《吉祥如意》是一部难以归类的电影，它杂糅了剧情片与纪录片，也使用了文艺片的镜头语言。电影由《吉祥》和《如意》两部短片组成，大鹏带领一组摄影团队拍摄“过年”——《吉祥》，另一组团队记录《吉祥》的拍摄过程——也就是电影《如意》。

　　《如意》团队记录了这样一个画面，并把它作为衔接《吉祥》与《如意》的转场。电影从这一刻开始便按照导演的预期进入了一个实验阶段——戏中戏。

　　古往今来，很多文艺作品中都会使用“嵌套”——即一个故事中套着另一个故事。早在戏剧盛行的年代，创作者们就使用了这一手法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仲夏夜之梦》。“戏中戏”进一步丰富了故事的真实性，打破了“绝对”与“相对”的概念范畴，让观众以主人公的视角，探索“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大鹏这一次“听天由命”的尝试，或许将帮助华语影坛探索出一条“复古”却“别具匠心”的拍摄手法，在保有艺术性的同时升华文艺作品与现实的边界。“戏中戏”的表达手法，让观众在观影时游离在影片与现实之间，结合锋利的现实话题，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让影片真正地走进观众的内心深处。

　　原型人物“破圈”，打破对人物的理解壁垒

　　为了让艺术更贴近现实，市场上出现了一大批改编自真实案例的电影。然而，改编就意味着抽象化、艺术化，而抽象化后的故事与真实故事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然而，除了花絮和极少量对故事原型的采访，我们很难真的走进故事原型，了解人物的心理和经历，进而理解影片的内涵。《如意》为观众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的角度。

　　一个十年未曾回家看望患病父亲的女儿，接下来如何赡养一个智商只有两三岁的父亲？导演大鹏、“女儿”的扮演者刘陆对此的理解是“生分”和“愧疚”。在年夜饭的那场戏里，兄弟姐妹都在商讨如何照顾“三舅”的问题，乃至于出现激烈冲突，演员刘陆更是在饭桌上心境崩溃，一度无法继续拍摄。然而，在《吉祥》拍摄期间，三舅王吉祥的亲生女儿王丽丽突然回到了家中。

　　在电影《如意》中，现实生活中的“王丽丽”与演员刘陆扮演的“王丽丽”有两处“同框”：一处是在对戏的时候，王丽丽坐在一旁和大鹏聊天，演员刘陆问王丽丽：“我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十年不回来啊？”；另一处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刘陆扮演的“王丽丽”听着家人们的争吵，情绪崩溃，拍摄终止。而被替代承受了这一切的王丽丽在旁边的房间里像个没事人一样，好奇地观察摄制组拍摄。镜头里，“王丽丽”披头散发点燃一根烟，坐在炕上久久不能回神；王丽丽则站在一旁沉默不语，划着手机。这个画面是对整场戏的升华，它跳脱出电影本身，回到现实里，让观众们的联想不断升华。

　　故事原型与扮演者的“同框”共同推动剧情的发展，这种设置在华语电影之中是比较少有的，它进一步模糊了电影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打破了人物原型本身与主创团队所理解的人物原型间的壁垒，让电影更加“真实”，让“真实”更加荒诞，使得艺术与现实的融合发挥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电影《吉祥如意》这种“独具一格”的表现既依托于导演独具匠心的设置，将祖母的突然离世、原型王丽丽突然回乡巧妙地融入电影之中。当戏中戏等同于真实人生的时候，人意与天意得到了自如结合，但这种“自如”正是当今华语电影所极度欠缺的，因为人们被制作逻辑简单的商业电影消磨了太多情绪。

　　这是一部值得所有电影从业者观看的电影。大鹏，这个靠拍三俗烂片《屌丝男士》、《煎饼侠》出圈的青年导演，在近些年陆续执导、参演《缝纫机乐队》、《受益人》等本土气息浓厚的佳作。或许，《吉祥如意》的经历正是这些年大鹏所思考的答卷，而这份答卷无疑是优秀的。（郭时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