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回望百年前的热血沸腾与诗意隽永

　　作者：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副主任 闫　伟

　　电视剧《觉醒年代》为什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好评乃至共鸣？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其用精致且时尚的影像故事，生动再现了那个热血沸腾又诗意隽永的燃情年代，雄辩地回答了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可以说，该剧是近两年电视剧领域将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相交融的最典型作品之一，既是对此类题材惯常出现的呆板化和简单青春偶像化倾向的拓新突围，又是把显著历史阶段进行全景式呈现的高难度实践，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清雅气象与俊朗风骨。

　　《觉醒年代》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段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年代，动荡的岁月和激荡的精神发生着化学反应，不同思想流派在寻求救国之路中的纷呈互映、相惜相争，本身就构成了大历史中的大潮流、大情怀与大浪漫，且富于思辨之美和极致之美。“百年人生，瞬间光华；男儿碰撞，一团火花”。往常在书籍和文献片里领略到的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的风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剧作将其具象化为一个个性情卓著、血肉丰实的荧屏形象，产生了呼之欲出、通透淋漓的视听快感和心理快慰，让大写的“人”产生了顶天立地、超越时空的魅力。对于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毛泽东、鲁迅、胡适、钱玄同、辜鸿铭等历史人物，创作者均较为精准地抓住了各自具有标识感的性格内核，刻画笔触时而细腻饱满，时而犀利喷张，让这些角色的形、神、魂都获得了符合国人心理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艺术还原。尽管也偶有群像铺陈大于个体描摹之缺憾感，但也很快消失在对不同形象个性化、差异化、谐趣化呈现的观赏愉悦之中。

　　该剧表现了历史转折点上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一群热血青年的寻路历程，是在革命、改良和守旧之间的民族命运抉择，这也成为营造戏剧冲突的主要着力点。可贵的是，剧作用一百年前那段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照亮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20世纪两次觉醒的深层呼应，书写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之奋斗征程的壮丽篇章。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觉醒年代》告诉我们，中国人民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剧作最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正是仁人志士们为寻求中华民族之崛起的矢志不渝、孜孜不倦、百折不挠，这也正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精神动力。

　　在所表现的特定年代背景下，对于民族文化基因、国人心理结构等的检视、反思和重塑，支撑起了作品的思想厚度。陈独秀在不懈探究民族图存之策中创办旨在启蒙大众心智的《新青年》，鲁迅在对封建文化进行痛苦反思与深刻批判中写就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李大钊在与长辛店劳工的密切接触中孕育出工人运动理论和实践，这些段落都力图让观众在洞悉彼时国情的前提下回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赓续着的文化根脉。剧中运用十足戏剧张力所展现的辜鸿铭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演讲，更是产生了一针见血、精妙绝伦的效果。文化自信从何而来？恐怕首先要建立在对民族文化进行全面认知和深刻领悟的基础上。《觉醒年代》在此方面可圈可点。

　　这部剧在审美表达上的显著特点是写实和写意的结合，隐藏在一些细节里的寓言感，让历史的缝隙丰满且灵动起来。如开篇处巧用一只青蛙表现陈独秀父子关系，堪称神来之笔，“林莺啼到无声处，青草池塘独听蛙”，此般意象中含蕴着平地惊雷、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陈独秀演讲时爬上麦克风的蚂蚁、在张勋辫子兵中逆流而行的拉二胡盲人、蔡元培等几人在雨天结伴踩着石头穿过泥泞小路等，都是不言自明的隐喻桥段。凡此种种虽然有明显的设计感，但和内容主调不疏离，非但不让人感觉造作和出戏，而且生发出担当的壮怀、奋发的激情和悲悯的况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与抱负流淌其间。

　　剧中镜头处理和画面构图的考究与意境令人过目难忘。空镜俯拍、人物跟拍和道具特写等，几乎都蕴含着可供品咂之深意。对于声画语言的匠心打造，让《觉醒年代》在真实且隽永的质感中提升了审美品级。客观而言，剧中植入的转场漫画和解说，尽管有背景介绍和知识普及的作用，却也让作品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断裂感和流水账的味道，如果将其以草蛇灰线的伏笔、铺垫、转述等间接化叙事方式埋于情节和人物之中，也许作为电视剧这种艺术样式的整体性和圆润度会更加理想。（闫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