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麦娜丝》：在至亲至疏的世界里抱团取暖

　　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龚金平

　　影片《同学麦娜丝》讲述了四个已届中年的高中同学，在社会上摔打多年后，深陷现实的庸常与灰暗中难以自拔。四人对于自我的定位，对于人生的设想有着重大差异，并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曲线。吴铭添从高蹈的艺术理想到沉醉于虚伪的政治表演，虽人生得意，但失去了妻子的真心和朋友的尊重；罐头是一位长相粗俗，内心猥琐的胖子，最后超越了低俗的情欲，坚守内心对于“美好”的守护；电风是一位保险公司的职员，能力出众，为人耿直，但每次都与升职加薪无缘，他努力在污浊的现实中保持一份正直与责任；闭结有严重的口吃，做纸扎屋为生，人生乏善可陈，他以内心的单纯应对现实的残酷。

　　对人物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剖析之后，我们发现，吴铭添能基于情势见风使舵，并在政治游戏中如鱼得水；闭结是从纯真的天性出发，寻找内心的满足；罐头依靠在自造偶像面前的顿悟，回归纯真；电风则在宗教的光芒中拥有了承担责任的勇气。这四人中，吴铭添是精致的利己主义，闭结则是极致的纯粹之人。至于罐头和电风，夹在中间，没那么功利，也没那么纯粹。他们身上有道德感，但这种道德感处于一种模糊和摇摆的状态，需要一个契机来激发，需要外力进行更为澄明的指引。至此，影片的人物设置已非常清晰。吴铭添与闭结的存在感很强，人物魅力与命运选择也非常有感染力。罐头与电风的塑造则有点俗套，面目模糊，部分心理动机的披露粗糙而浮泛。

　　影片以四个人物之间交织而成的网状情节脉络，从点到面地辐射出更多的人生百态。确实，经由这些人物的串联，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繁华忙碌背后的空洞与堕落，当然也有苍白荒芜中的真情流露。尤其影片中人物之间至亲至疏的关系，是对世界真相更有洞察力的烛照，更有温度的感喟。

　　四位主人公看似经常聚在一起，颇有点肝胆相照的意味，但实则四人之间并没有达到声气相通的境界，至少吴铭添与另外三人之间有着重大的价值观差异。还有吴铭添与妻子阿枝结婚多年，两人仍然是两个世界的人，阿枝充当的是一个母亲的角色，吴铭添则像一个任性迷茫的孩子。更不要说那些政客，看似和选民亲如一家，实则都是算计和利用。除了这种貌合神离，影片中也有令人感动的“至亲”关系。比如，阿月对于闭结想表达的意思每次都了然于胸，总能凭着闭结的一两个字就准确地说出他的心里话。这种默契令人惊叹，也不由让人感慨，世间可能真的存在心有灵犀，心意相通。影片强调了人物间彼此的连接、依靠，不仅在表面上勾勒了这个世界的一团和气和相互缠绕的关系，也在更为内在的层面凸显了人世间的孤独无依。

　　影片的主题野心非常大，希望通过多个维度的人物对话关系，囊括人生的多种选择和可能性。但是，其中牵强、拼凑的部分也随处可见。其实，影片非常适合做减法，减少主人公，减少次要人物，设置一条明确且饱满的情节主线，这样情感力度和思想深度都会大有改善。当然，影片以一种絮絮叨叨的闲聊方式，审视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人生的状态，进而在一种网状的人物关系中营造更为立体多元的映照关系，这是一种更具新意的编剧方式，但对部分线索的把握显得绵弱、松散、牵强。

　　影片中呈现了大量生活化的内景，包括居所、办公场所、教堂、娱乐场所、小吃店、婚礼与葬礼现场等。这些场景大都用的是暗调画面，部分场景显得暧昧、阴森、压抑，试图对人物的生活空间与心理状态进行具象化表达。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政客的办公场所，大都明亮整洁，有现代气息（即使墙上贴着马桶的广告）。更为离谱的是，影片对几处厕所也运用了亮调画面。厕所里整洁宽敞，还有漂亮的墙纸，甚至摆放了一些装裱好的照片，人们在这里进行幕后的讨价还价、折中妥协。将人物的政治交易放在厕所里，堪称神来之笔。厕所里的私密、污秽、光天化日却又见不得人的双重性，与影片中的政治有着奇妙的相关性和隐喻性。

　　影片中还有另一处意味深长的内景，就是闭结为自己做的纸扎屋。这个纸扎屋身处郊区一间废弃的房间里，屋内设施齐全。甚至，闭结还贴心地为朋友在房间里布置了他们朝思暮想的“理想”，如吴铭添的“剧本”，罐头的“女神”。当然，这个空间越是逼真，越显虚幻，像一个不真实的梦。

　　讽刺的是，影片中最“振奋人心”的外景乃是吴铭添宣传造势的街道。其时阳光灿烂，锣鼓喧天，群情激昂，吴铭添更是志得意满，人生豪迈。在这种高调的阳光中，世界美好得极不真实。当然，这也是一种错觉，是卑劣政客通过表演的方式在选民面前制造的一种幻象。

　　影片的场景在三个维度上呈现了一种对话关系。闭结的纸扎屋（内景）华丽精致得像一场梦，背后指向底层人的辛酸与苦涩；政客的选举外景开阔明亮得像一个美丽的泡沫，包裹着内核的虚空与不堪。至于罐头的住所、闭结的工坊、电风新买的一居室，才是这个世界真实的底色，它们逼仄、清冷，诉说着无数普通人一生的挣扎与渴望。这种内景与外景的并置，为观众揭开了这个世界阳面之下的阴暗面，并洞穿了诸多场景背后的生存真相和运转法则。

　　影片选择了四个草根，呈现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以及他们在生活中的无望挣扎或者自甘堕落，从而勾勒出更为宽广的社会生活面相，这是影片在情节和主题方面最为突出的成就。但是，由于过分陶醉于庸常生活中戏剧性突转所带来的惊奇效果，影片在风格上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创作者以无限贴近现实的方式，希望在一种原生态的粗砺影像中展现普通人的生存画卷，但过于离奇的情节，又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这种还原现实的努力。

　　例如，那位原名麦娜丝的同学，是生活所迫还是主动选择，竟会甘心沦落风尘，影片真的没有义务解释一下吗？还有闭结，让他在幸福唾手可得时莫名死于一场被错认的仇家追杀，而不是基于现实的逻辑或者命运的某种必然性，这难道不是偷懒的处理方式？

　　影片一方面在叙事中强调“私人性”，并在片尾表达了对已逝同学的纪念，但创作者又不甘心停留在“私人回忆”的层面，而是想对社会现实进行更有穿透力的洞察与剖析，甚至对人生百态进行极具风情的描绘。面对这两种不同的情感与主题向度，创作者如果不在人物刻画与情节设置上进行更为用心的谋划，根本无法弥合其中的裂痕与鸿沟。（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