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辉

　　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通过对人物的多面塑造，尝试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氛围中观照历史和现实，勾勒出身处时代困顿中的个人和群体的命运。孙氏兄妹展现了改革时代所能赋予的普通人命运变化的各种可能，并获得了路向各异的成功。这些人生的可能性是深深扎根于1980年代总体性的历史氛围的。

　　《平凡的世界》以某种编年史的方式，表现了中国在大转型期的社会生活。在路遥最初的设想中，《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将在基层和中央的宏阔视域中展开。书中构建了双水村、黄原和省城（铜城）等空间，展现了个体命运与历史在多个层面上的内在关联。双水村的细微变化也与时代的核心主题密切相关，而普通人的命运，正是在这种内在的关联中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同于当时基于后现代观念的碎片化、非理性的书写，路遥努力探讨人与历史、现实的复杂关系及其可能性，从积极的角度思考劳动、尊严和人生意义等宏大问题。在所谓的碎片化的，混乱的现实表象背后，内在的力量依然存在，且从根本上形塑着时代精神的核心品质，也深刻地影响着那一代人的人生选择。如此，“孙少平们”即便面临现实的重重困难，也仍然可以用内在精神化解外部的否定力量。

　　除此，基于人民立场塑造1980年代的时代“新人”，也是路遥创作的要义之一，他对人民伦理的现实关切在《平凡的世界》中得到了集中展示。置身1980年代中后期，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传统在多重意义上形塑了当时的文学和理论观念。在这一背景下，路遥对如孙少平般的底层青年命运的关切具有更加深刻的历史意义。

　　当时，“纯文学”思潮的兴起塑造了新的读者，其关注点在社会的精英而非大众。此种思路下创造的作品也几乎不再拥有影响广泛读者的力量。文学与现实和大众的疏离愈发明显。路遥则以“反潮流”的姿态完成《平凡的世界》的最初架构。书中对改革者田福军的着墨甚多，但对其叙述的起点和落点，始终伴随着普通人的代表——孙氏兄妹的命运沉浮。

　　在变化了的时代氛围中，“到城里去”几乎成为那一代青年人的普遍选择。城乡之辨也深刻影响着路遥对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格局的思考。城乡二元结构与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问题的内在关系，也充分说明路遥现实观察的重要价值。时隔近三十年后，陈彦以现代戏和小说《西京故事》重新回应“孙少平难题”。作为孙少平、孙少安的下一代，罗甲秀、罗甲成也同样需要面对个人选择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们无疑是在历史连续性的意义上完成着具有新的历史内涵的人生选择。

　　新的人民在创造新世界的同时也重新规定自身。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界”和“新人”的交互创造不可或缺。依路遥之见，在1980年代的时代语境中，现实主义并未穷尽其能量。当时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尚未达到十九世纪苏俄现实主义的水准，也未产生如托尔斯泰、高尔基这般能够表征一个时代的文学大师。此外，当时流行的现代派作品基本处于低级的模仿阶段，无重要作品的产生，自然也谈不上原创性。而现实主义在表现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仍有进一步展开的广阔空间。基于如上考虑，在筹备撰写《平凡的世界》之时，路遥决意以现实主义精神以及与之相应的艺术表现方式，结构这部作品。而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更为本质的原因还在于，试图捍卫主要文艺流派的若干重要原则，“这些原则渗透着公开地和真诚地为劳动人民的解放服务的愿望”。现实主义原则也和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的世界观密切相关。质言之，“把现实主义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是出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求”。也因此，在1980年代初，即便逆着文学潮流，路遥也完成了个人写作的重要转变。

　　在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延续性意义上，路遥展开了对1980年代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深入思考。基于此，路遥的写作自然不会被新时期文学现代主义潮流挟裹，而是始终坚持文学的现实关切，捍卫关注社会最低需要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在他的笔下，那些曾经在柳青的文学世界中成为时代英雄的底层人物仍然秉有着内在的生命价值和尊严：他们严肃地面对现实生活，在时代的风潮中坚守社会的恒常价值和责任伦理。他们的人生故事，也最终回到了创造这些故事的广大人民中间。

　　时至今日，《平凡的世界》仍然常销不衰，且持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观念和价值选择，这也表明了路遥的创作，在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