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魏策策

　　莎士比亚可谓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翘楚，斯图尔特•格伦尼说，莎士比亚等伟大的作家“把全部庄稼收割了去，使后来者只成为拾落穗的人”，自从莎士比亚进入经典殿堂以来，便一直高踞宝座的中心，任谁也无法撼动。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上帝之后，莎士比亚决定了一切。也有人将莎作与圣经相提并论，经过450多年的挖掘阐释和翻陈出新，莎士比亚愈加不朽。

　　莎士比亚缘何不朽？

　　从西方文学的发展脉络来看，莎剧不仅有希腊人文主义对人本欲望的肯定，也有希伯莱文化之后的宗教人文思想，超越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局限，如果说《俄狄浦斯王》等古希腊戏剧的真正主角是命运、是神，莎剧则将人推到了前台，通过一个个难忘的角色，麦克白、克里奥兰纳斯、安哲鲁、李尔王等，展现了人性的复杂、隐秘。莎剧用艺术的方式对“人”作了最精深最丰富的展示，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智慧之书。西方莎评新古典主义代表约翰逊认为莎士比亚的不朽和永恒就在于其对“人性”的描写。

　　关于莎剧体现的人性，中国学者对莎剧的研究观点也颇有趣味。朱生豪、宗白华、梁实秋等中国学者都认为，莎剧发掘了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之人所具有的共同人性，而梁实秋旗帜鲜明赞赏莎翁的人性书写，他宣扬“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中哈姆雷特的台词常被人们拿来解释戏剧的目的：to hold, as 'twere, themirror up to nature; to show virtue her own feature,scorn her own image, and the very age and body of the time his form and pressure.相比朱生豪将nature译为“自然”，梁实秋译为“演戏的目的不过是好象把一面镜子举起来照人性”，并在此段之后的第二个“nature”后面加了注释：“原文‘to hold, as 'twere, the mirror up to nature ’其意乃谓演员之表演宜适合于人性之自然，不可火气太重。今人往往借用此语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之脚注，实误。”从摹仿论角度说，戏剧是将现实生活搬上舞台，体现出人对大千世界的理解，其中人是主角。梁实秋的译法也行得通，他的“人性”基准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左翼运动对阶级的强调大相径庭，两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战。

　　梁实秋专门翻译了马克思的《莎士比亚论金钱》，以攻击左翼文学阵营认为莎士比亚是资产阶级文学家的观点。鲁迅驳击梁实秋：“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长久。莎士比亚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看上去鲁迅似乎在反对人性论，其实早期鲁迅对莎士比亚作品对人性的矫正也曾予以大力表彰。他在推崇的外国伟人中这样说莎士比亚，“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而已，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此见今日之文明者”，鲁迅引介莎士比亚也是希望改变中国的国民性。但是在和梁实秋论战时的鲁迅，挖苦的是“永久”的人性。梁实秋借莎士比亚说明文学描写永久的人性，这正好让一心改造国民性的鲁迅心生悲凉，他反对梁实秋用恒久眼光看对象的做法，这和期待社会进化的鲁迅的初衷正好相反。而梁实秋所说的“不变”的人性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文学描写的是普遍人性，是全人类共有的人性，是去阶级化的。二是人性本质的不变，梁实秋认为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外部环境会变，但人性是恒定的。人类社会从古代到现代，不断变化，但人之为人的根本没有变，伟大的作品就是因为能超越一个时代的限制，脱离时髦和风尚，反映固定的人性，所以才能永不过时。莎士比亚表现了最基本、普遍的人性。相对与梁实秋的理论移植，从某种意义上说，伦理学家周辅成不仅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了佐证，更有独特的理解。

　　周辅成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每被视为最能表现人性，或写得最真切”。周辅成在莎作的人性论观点上至少对以下三个方面有所补足。首先，他认为人性有别，民族性、时代性就是不可忽视的一点，如果单纯地说某一作家笔下的人物代表了人性，就是以偏盖全。比如，歌德和莎士比亚之不同，实际上也是德英两个民族性差异的反映，因为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气质。他很客观的评价“现代，许多英国人夸耀说他们的莎士比亚，是代表‘人类’的作家，德国人也夸说歌德的浮士德，是代表近代人类向无限追求的表现。其实，都是他们拿自己对‘人’的概念，概括一切人类”。我们必须分清一般的人性概念和具体的人性概念，莎士比亚所描写的自然有人性中的共通部分，但其中特定的时代，国别、民族、性别、气质都会造成人性描写的特例。在《论人和人的解放》一文中，他就认为西方历史上的人性论从古到今也是有变化的。因此，哈姆雷特的彷徨和怀疑就是英国民族极端保守精神的写照。世界文苑之中包含多姿多彩的文学作品，他们都是必不可少的，彼此不能覆盖替代，人性的表现亦是如此。

　　其次，莎士比亚的作品也并非是对一成不变人性的描写，他对人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早期的作品中，他对自然充满幻想，对人并不宽容，在晚年“转变为人性的深刻认识，对人类缺点的哀怜”。他一生的作品就是人性的发展深化最好的见证。晚年时，莎士比亚从对自然的关心转为对人性的研究，这也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但是，即使他把人性的恶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我们依然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人的可爱。理解人性的丰富性，明白人性的张力，也就能真正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

　　再次，文学作品对人性的书写各有千秋，如歌德与莎士比亚都是将人性发挥到极致的作家，但是他们却以不同的路径殊途同归。莎士比亚的手法主要是去伪存真，保持真然的人生，而歌德却指向了人生的无限可能。这两种态度的差异，也可以归结文学之人性的实现之不同途径。“一是从‘人’的实然（Actuality）看到人性的全部，一是从‘人’的‘可能’（Potentiality）看到人性的极致。一个是向四周扩张，一个是向前推进。向四周扩张的，好似我们在海上漂荡，愈远，眼界愈大；看的事实愈多，所知的自然与人生也愈真确”。如果说人性的坐标可以描绘，那么歌德对于人性的探索指向就是纵轴，具有无限的向上性，并不断探索人性在某方面的极限，莎士比亚对于人性的探索与生活平行，力图无限深广，挖掘丰富人性的方方面面。

　　莎士比亚的如椽巨笔深入到人物深微的内心世界，那里是风暴吞噬的世界，人如一叶扁舟，挣扎、恐惧、绝望将人肆意蹂躏，而风平浪静之后，明媚和暖的希望之光让人激动、温暖。当人逐渐取代上帝之后，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使人成为具有主体力量的人，人向外扩张的欲望和堕落的倾向与向善的一面成为人性复杂的根源。在欲望和理智的种种较量之中，莎士比亚抛给我们一个问题：人性经得起试探和考验吗？他对这段话最好的回答在《一报还一报》（第二幕第二场）中伊莎贝拉的一段陈述中：骄傲的世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利，却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使天上的神明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安哲鲁一向是一个高尚纯洁的人，但他的心也被撒旦夺去，像一口地狱般幽黑的深潭。安哲鲁自己感慨：我们人都是脆弱的。原文中形容人性的“His glassy essence”翻译成琉璃是何等恰切！人性何其美好，又何其脆弱！莎士比亚正是把人物的内心推向矛盾的极致，从中窥探人性的光明与阴暗。琉璃易碎，莎翁永恒。（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