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剧《寒梅》：由奇崛起，觅险峰去

　　作者：郑荣健

　　从上世纪50年代的淮剧《党的女儿》，到90年代的淮剧《寒梅》，再到今年全新版淮剧《寒梅》，王愿坚短篇小说《党费》里“玉梅”的故事，在上海淮剧团经历了不同年代的审美打磨与锤炼。

　　全新版本的淮剧《寒梅》由罗怀臻编剧、韩剑英导演，延续了罗怀臻戏剧构思的一贯风格，戏剧性更强，慷慨简劲、写意昂扬，让人感受到柳枝新发的现代气息。该剧保留了田玉梅从刑场死里逃生、与叛徒斗智斗勇的情节线索，但人物关系已不是以往非黑即白、敌我对立的冲突关系，而是聚焦寒梅（即原作中的田玉梅）与叛徒丈夫李炳辉在人伦道德与价值追求、命运处境所展开的悬念冲突，从而把人性推向了尖锐的灵魂拷问之中。自己怀孕、丈夫背叛，就像拷问的“加码”，既交代了当时革命老区中复杂交缠的环境，也提供了充满张力的结构样式，即寒梅逃生识伪、上山示警与李炳辉惶恐真相被识破、试图说服寒梅认同自己、上山引游击队下山形成了双线并峙的行进轨迹。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峰峦并峙、崖渊呼应的结构，是有范本意义的。

　　悬念与冲突始终在高位运行，这是淮剧《寒梅》最突出的特征。为人妻也将为人母的寒梅，在那样一个严酷惨烈的环境中，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她坚持斗争的？一方面，同志的惨烈牺牲和自己唯一侥幸得存，不但加深了寒梅对敌人的仇恨，也赋予她必须坚持斗争、为同志报仇的责任。另一方面，她肚子里有孩子，为人母而欲留之，为人妻而耻于再跟叛徒李炳辉有什么关系。在此情形下，信仰就变得十分具体，切入了人物最深切惨痛的经验与情感，孩子就像一道隐喻，去留生死，系于一念。正是因为她的示警，游击队才得以保全队伍，更好地进行对敌斗争，她也才能解脱无处可遁的心结——这生不逢时的苦命孩子，还没出生就有了一个叛徒父亲。作为母亲，纵然是死，她是一定要给孩子做点什么的。她不惜冒险上山传递消息，也揭示了她难以言明、痛彻心扉的决断——若不能成功示警，她背负的罪责、孩子身后的污点恐怕再也无法开释和洗刷——她是带着肚中的孩子一起为尊严和荣誉而冒险的。这种对灵魂深处的拷问和考验，深刻地揭露了人情和人性，震撼人心。

　　这些情节，无论是文本还是表导演处理，都强烈集中地反映了寒梅的身心处境。比如，第二场与丈夫重逢时，她是多么不想得出丈夫就是叛徒的结论，但那顶熟悉的斗笠告诉她，丈夫没死。想而不敢想，便转托为梦，舞台布景开合之间，相见舍离，终又成醒后赫然灼目的一顶斗笠，让人如面对深渊的凝视。待见到丈夫，她带着侥幸也带着冷静，一步一步引李炳辉说出真相。原本李炳辉还居高临下，把她视作嫁鸡随鸡的乡下妇女，但是当她的大耳光甩过去，李炳辉当即跪下，主客转移，变成了她对叛徒的正义审判。

　　导演的时空调度以及包括红绸、斗笠、梦境等的使用，也鲜明确立了整个舞台的写意风格。红绸表达的壮烈慷慨，是意象性的；斗笠拧结的前后情节，是悬念式的；两个梦境前后呼应勾连起寒梅和李炳辉不同的心境，是人性与灵魂的直呈。所有这些，既是导演的独特创造，也是二度创作对这部戏两个人、两条线的张力结构深刻理解后的具体外化——在人性的拷问面前，一个巍巍英姿，一个卑微匍匐；一个如临渊探谷，一个像暗面的凝视。这是淮剧《寒梅》经创新而转化的厚重深刻之处。在舞美设计上，几块布景拆分聚合，调度出了梦境与现实、室内与室外、关卡与峰峦叠嶂的不同空间。比较落空的地方，是对寒梅上山的动机解释还不够清晰，从而使得本可大做文章、深度开掘的空间，没有全面打开。因为她已怀孕，且有人可以代为上山，那么她的理由一定要超越自己与孩子的生死。在剧中能承载如此分量的，只有对同志生死的责任以及她灵魂深处需要解开的心结。

　　由奇崛起，觅险峰去，实现的是对革命信仰的具象注解。淮剧《寒梅》用这样充满戏剧张力的叙事表达和酣畅写意的新颖样式，演绎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也诠释了爱与信仰的同构本质。信仰和初心，本来就是因为爱，因为爱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记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