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詹丹

　　王维《杂诗》三首，以其二“君自故乡来”最为著名。

　　有人认为三首虽各自成章，但意思互有关联，不宜将之分割开来解释。但也有人认为，将之独立起来理解更为恰当。笔者以为，第一、第二首都采用提问方式，在形式上较为接近，而第三首在内容上，与第二首有着更深入的意脉联系，可以据此作互文式理解。虽然笔者这里主要讨论第二首，但为方便计，先把三首一并转引如下：

　　其一：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书家中否？

　　其二：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其三：已见寒梅发，复闻啼鸟声。愁心视春草，畏向玉阶生。

　　对于第二首，前人也有过不少评点，《唐诗评注读本》从叙述口吻入手，认为“通篇都是询问口吻，而游子思乡之念，昭然若揭。”

　　现代学者，常常会引王绩《在京思故园乡人问》来比较，那种一口气问及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渠水石计等十余个问题，是很能说明其思乡心切的。而像王维那样，只问窗前那株寒梅，只有家乡的那株寒梅受他挂念，似乎有点违反人之常情，有点不合逻辑。

　　当然，后来的评点者，也有从抒情主人公询及的微物着眼，强调其背后传递的心情，强调其合理性。如《唐人万首绝句选评》点评的，“以微物悬念，传出件件关心，思家之切。”还有强调这种微物的与众不同，如《诗境浅说续编》所云：“故乡久别，钓鱼之地，朋酒之饮，处处皆萦怀抱，而独忆窗外梅花。论襟期固雅逸绝尘，论诗句复清空一气。所谓妙手偶得也。”

　　而当代学者刘学锴对“有些出乎常情”的看法加以反驳说，这绝非作者的故作姿态。在他看来，虽然“故乡的亲朋故旧、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值得怀念，但引起亲切怀想的，有时往往是一些看来很平常、很细小的情事。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伴着‘我’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我’在绮窗前读书时，抬头就能看到它。每年看着它含苞、开花、结籽、成长。那上面刻下了‘我’的少年时代的年轮，蕴含着许多少年时代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因此，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般的自然物，它已经被思乡之情所浸染，成为故乡的一种象征。”

　　这样的分析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毕竟是出于想象的揣摩了。既然是想象，如果把其三的那首诗结合起来理解，可能就有另一种思路。

　　因为第三首诗是站在家居的女性立场，来抒发因为寒梅花开而引发的一种春愁。这样，那种始终站在抒情主人公自我形象角度来揣摩跟寒梅的合理性关系，比如古人所说的跟王维其人气质、趣味的相近（“雅逸绝尘”），或者如刘学锴想象其跟抒情主人公少年时代的家居生活的关联，等等，都可以暂时搁置起来。或者说，这与其说是写出了寒梅跟“我”的联系，还不如说是深一层写出了“我”对寒梅有可能引发隐含着的不出场的她的情感波动的关注。而作为雕刻着花纹的绮窗，就有了特别的暗示，似乎在指向一位与绮窗相互映衬的女子，如同王维在《扶南曲歌词》第五首中所写的，“朝日照绮窗，佳人坐临镜。”

　　与特定的空间“绮窗前”相关联的，还有特定的时间“来日”，就是客人离开故乡的那一日。因为这是客人最后呆在故乡的日子，所以保留了就客人而言有关家乡最新的消息。与这特定时间相联系的，还有“寒梅著花”这一特定事件。为何寒梅著花这一自然物的变化会成为一个特定的具有人情渗透的事件？因为这透露出春天将临的消息。并因为这一消息，会引动绮窗中人的心灵的脉动，或者如第三首诗写的那种“愁心”。这样，抒情主人公对家乡绮窗下寒梅是否开花的牵挂，可能也隐约透露出，他更是在担心，这种寒梅著花，会引动、感发他所牵挂之人的一种愁绪。这种构思方式，接近于王维早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所谓“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只不过这首诗写得更含蓄，使得读者在感知明显的思乡之情外，只能从想象中来揣摩其物象背后可能指向一种更隐秘的情感。

　　但是，认为寒梅指向的是抒情主人公当下的趣味、气质，或者可能是少年家居生活的情感投射，乃至可能曲折传达对于绮窗内一位女子的关心和担忧，都是把诗中引出的寒梅著花视为是貌似不合常情中所具有的理之必然。顺便一提的是，从理之必然的思路出发，一般认为是晚唐人伪造出的陶渊明诗《问来使》，开头四句：“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其用菊花来替换窗前的“寒梅”，目的也是在加固与主人的合理性联系。但也有人，比如台大的欧丽娟，从现代非理性角度分析，认为抒情主人公问及寒梅著花这本身不足道的细微内容，恰是因其见到客人后情绪激动，说出了非理性的一句话，诗人对这一非理性瞬间的捕捉，反而见出了其情感表达的真切。虽然这样以“理性停摆”来解释的不合理但合情的结论，有几分道理，但这种完全立足于现代人的观念来解读唐人诗歌创作的自觉，究竟是打开了解读的思路还是遮蔽了古代诗人不同于现代人的情感脉动，其实还是需要再推敲的。

　　重读王维的这首小诗，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不在于抒情主人公提出的这种寒梅著花的微物，究竟是应该在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框架中得到解释，而是这微物构成的“事件”首先是作为问题，抛给诗中客人的。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抒情主人公直接地、强硬地认定了客人是能够回答主人的提问的，“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刘学锴说，“‘应知’云云，迹近噜苏，却表现出了解故乡情事之急切，透出一种近似儿童似的天真与亲切。”泛泛地这样解释，当然没问题，但恰恰在“应知”后，接上这样一个特定时间、空间限制的微物，才凸显了把自己的“应知”强加于对方的天真。相比之下，王绩那首诗有一连串的提问，比较宏观和笼统，较少特定时空的限制，反而是容易回答的，所以被提问的朱仲晦，还真的写了一首《答王无功问故园》，来一五一十回答王绩的提问，彼此的问答，好像很有默契，是“子问我所知，我对子应识”。但王维的提问，又有哪个客人能够像朱仲晦回答王绩那样，自信满满？

　　擅长诗歌解读的人，也许会嘲笑笔者的迂腐。王维以提问方式写诗，就是为了表达他个人的一种情感，是无需客人回答的，而在具体提问后，五言绝句的体制，也很难再留下回答的空间。虽然诗人也可以用浓缩句的方式，来一问一答，如贾岛写下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等名句，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当他执着地把一个纯粹个人化的情感微物纳入故乡客人“应知”的框架时，其主客认知间形成的可能反差，也为人与人情感的沟通和理解，表征了人们可能应对他人的这种一厢情愿的提问的窘境。习惯于认同抒情主人公立场的读者，可能不会从客人立场来思考如何回答的问题，但抒情主人公习惯于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自然物的同时，有时也把这种主观性投射在故乡客人、投射在他人乃至情境之外的读者身上，这种生硬而天真地把他人认定为“应知”，构建起人与人交流、人与文学的创作和理解如何达成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推动读者去思考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社会历史语境（比如从理性抑或非理性角度）的一个出发点。（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