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子涵

　　在人们的既定印象中，韩剧一直以轻松愉悦的风格，高颜值的男女主角，浪漫而跌宕的故事吸引着全球以青年和中年女性为主的粉丝群体。但事实上，韩剧近年来也慢慢走出了校园、娱乐圈、财阀世家等场景，逐步进入历史记忆的叙事，讲述那些曾经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韩剧《雪滴花》就以光州事件为背景，通过描写女大学生的爱情与生活，曝光了普通人在面对政治人物时的勾心斗角和进行权力角逐时的无奈。

　　该剧在还未上映之时，就因剧中男主角秀浩的“朝鲜间谍”身份缺乏史实依据，而引发了韩国网民的抵制。剧中，秀浩是一颗被冷血残暴的朝韩政客残忍抛弃的“棋子”，但这一在冷战时被用以合理化暴政的“间谍疑云”依然与主流的历史叙事产生了较大的冲突。站在后冷战时代背景下回望那段历史，虚构的“间谍”被置于冷战格局已然远去和冷战思维不散的角力之中，使得浪漫叙事和历史之间呈现出更多张力与陷阱。

　　“间谍”的政治与爱欲

　　秀浩是朝鲜高官的养子，也是一位身手不凡的间谍。他作为间谍超出常人的智力与身手，并不与韩剧中传统的“高富帅”形象相斥，反而为韩剧中固有的主角人设增色不少。从这一角度来看，该剧对这一人物的设定与好莱坞的“间谍片”叙事不谋而合——间谍既是政治历史叙事的联结点，又是后冷战电影将“间谍”叙事娱乐化的体现。同时，间谍身份使得主角更容易深入“敌方”阵营，与“敌方”的另一主角展开拯救与救赎的浪漫情感纠葛。因此，个人情感和政治使命的两难选择往往成为间谍爱情故事中最大的道德伦理考验。家国情怀和个人爱欲的艰难抉择，不仅满足了“狗血”要素，也试图以个体的视角重新阐释历史大背景下个体的无奈。

　　将政治与爱欲同置于间谍故事的尝试屡见不鲜，然而《雪滴花》受到的非议，则戏剧性地揭示了在这一叙事模式中政治与爱欲之间的裂缝：如若间谍片的政治叙事未能摆脱其所脱胎的冷战格局，那么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冷战叙事的反拨会使爱欲的纠葛变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展演。正如戴锦华在分析间谍片时指出，间谍片在后冷战时期所引起的回响，“其真正的叙述客体始终是身份\认同问题。”与冷战对立格局下两大阵营间的相互对抗所不同的是，“间谍”的身份在当今的影视文化中更多是在探讨一种流动的文化认同的可能性。间谍爱欲的悲剧性，往往来自于历史条件的重重限制，也由此引发观众的同情和共感，以爱欲的侧写完成对政治的反思。《雪滴花》的争议在于，尚未厘清从冷战到后冷战的政治格局和国家叙事的转变，将爱欲的纠缠凌驾于历史的复杂性之上，自然无法得到韩国民众的广泛认同。

　　“浪漫”叙事与“道德”补偿

　　浪漫叙事与历史记忆的结合，不仅让历史记忆变得更加鲜活，同时也以其特有的情感力量，推动了关于历史的反思。不少观众在观看《雪滴花》时，都会为悲剧结尾落泪。电影学者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在其对情节剧模式的研究中曾指出，真相的“迟到”是诱发观众悲伤情绪的过度表达的关键。在这一意义上，情节剧和创伤叙述具有时间上的共通性：真相的揭露往往被置于故事或历史尘埃落定后，这一叙事的延迟性使得“补偿”成为一种不可能。例如，在《雪滴花》结尾，皮社监向电话接线员桂芬玉袒露了她与芬玉姐姐青年时的纠葛。皮社监愧疚于芬玉姐姐因她在军政府暴政下的所作的伪证而死的事实，因而对芬玉一直照顾有加。这一前情的延迟揭露不仅成为了唤醒芬玉良知的钥匙，也使得皮社监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同时，随着真相的揭开，进一步激发观众对故事中“反面角色”的人生境遇的理解与同情。

　　正因为时间性上的“迟到”引发的行为和动情的辩证，让这类看似“狗血”的公式化情节，更加具备揭示道德和情感真相的积极意义。虽然剧中的悲剧已成事实，但由这一悲伤体验引发的观众对道德和伦理的思考却并不会“迟到”。因此，由悲剧化的浪漫故事作为历史侧写的另一重要意义就在于，浪漫叙事与创伤记忆互相交织，观众目睹相爱的个体被迫分离，感受历史背景下的个人悲剧，这样的情感体验有可能转化成其反思历史的能动性。对于历史创伤的书写当然不能止步于沉湎过去，而应指向如何正确面对现在与未来的困境。因此，由特定历史下悲剧的浪漫故事引发的共情，也可以被视为对历史创伤的道德补偿。韩剧关于浪漫叙事和本土历史相结合的尝试，揭露了两者之间的张力和共通之处，启发影视创作协调大众口味和严肃议题，以及在满足当代观众审美的同时对历史进行公正的观照。

　　（作者冯子涵系杜克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