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副刊是体现一家报刊文化旨趣与价值的重要平台，而随着网络文化和自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传统媒体的时效性特质，受到很大冲击。相比之下，面对传统媒体，读者对静态阅读和深度思考的可能性，有着更高的期待，而这正是副刊的价值所在。在如今各大媒体中，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是为数不多拥有较强读者黏性和社会认可度的报纸副刊之一，其内容特色和风格，不仅受到普通读者的关注，也受到文化专业领域研究者的器重，值得细细分析。

　　《五色土》自1958年开办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少文化名家留下笔墨的园地，也拥有了不同年龄层次的忠实粉丝。如今的《五色土》，包括“书乡”“文史”“人文”“品读”“城迹”“胡同”等多个版面，涉及文学、历史、考古、民俗、艺术等多个领域，还常年设有专栏，邀请不同领域的作者在这个园地里挥毫泼墨，一展才华，也挖掘了不少优质的作家与学者，共同营造了一个充满知识趣味与文化魅力的共同体。

　　在上世纪60年代，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在《五色土》开设的《燕山夜话》专栏，不仅是新闻史上的佳话，也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后世回顾中国杂文的发展，是绕不开这些文字的，虽然在今天看来，其中内容并无太多深奥之处，但在当时对普通读者起到了知识普及的作用，也体现出知识分子借助媒体传播人文思想的情怀与担当。

　　随着国人素质的提升，副刊上的文字有没有“含金量”，主要体现在内容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二者不可偏废，最好能兼得，才是好的副刊作品。从这点来看，《五色土》的内容尤其是专栏文章，大多能兼得表达的专业性与通俗性，既能让读者获得新的知识和思想，又可以做到读起来不累，看起来舒服。

　　毕竟，对多数普通读者来说，专家学者的研究著作具有一定的阅读门槛，而过于碎片化的信息和“灌水”的文章，又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只有在专业性和通俗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副刊的文化价值。

　　对此，《五色土》的思路是比较清晰的，内容也是具有生命力的。从选题上看，《五色土》虽然会坚持对一些经典文化话题的观察和表达，但也具备较强的“热点意识”——不论是文学、影视等文化领域的热点现象，还是新书出版、学界动态等时鲜命题，都被其囊括在内，成为普通读者了解中国文化领域动向的一个关键窗口。而且，相比其他副刊，《五色土》对历史文化的兴趣更加浓厚，而不是止步于对流行文化的简单追踪、浅层报道。与此同时，《五色土》也一直关注新书资讯，对新知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实现了传统与新知的融合。

　　《五色土》的文化价值，还体现在它能给读书人留出一片创作的园地，同时能让专业学者进行公共表达，既体现出媒体的公共责任，又满足了知识分子对文化传播的诉求。这其中饱含所有继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读书人精神的人，对副刊的美好期待——在网络碎片化信息冲击与“深度阅读”风气匮乏的环境中，借助副刊保持写作者公共表达的尊严感和影响力。这一话题值得人们进行深入思考。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如今在一些媒体里，副刊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从形式上看，副刊是“副”的，是对严肃新闻的“陪衬”，甚至可有可无，面对经营压力时，不少媒体都放弃了副刊，并认为这是“保大弃小”的合理做法。但我们也要看到，副刊往往是体现一家媒体文化特质的平台，尤其是网络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各家媒体的内容的趋同性越来越强，副刊反而成了彰显媒体个性的重要园地。一家媒体能否有自己的内容特色，能否有辨识度和文化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与副刊的水平息息相关。

　　从这个意义上讲，《五色土》副刊给我们一个启发：不论媒体环境如何变化，副刊仍有其独特的价值，而且坚持自身特色，就会赢得更多读者的支持和喜欢。事实上，如今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文化素养和阅读品味越来越好，对媒体表达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副刊面对读者保持足够的开放性、专业性和趣味性，也是提升媒体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从更长远的眼光看，“新闻就是历史的底稿”，今日之新闻，便是明日之历史，副刊也不例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上世纪中前期“四大副刊”之说，前人的经验已经足够丰富，而在今天，我们能否创造留给后人的精彩文字？这恐怕不只是作家、学者们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媒体尤其是副刊要面对的命题。（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