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詹丹

　　李白《早发白帝城》作为唐代七绝的名篇，从古到今已经有许多诗人学者给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点评或解读。原本要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夜郎而突然遇到大赦，李白那种意外惊喜和轻快心绪，借描写顺流而下的轻舟飞快中，凸显了出来。

　　全诗从头至尾，有诗人充溢的喜悦之情，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前钱钟书曾把“快活”一词加以拆解，认为感觉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迅速，就是“快活”。那么，《早发白帝城》写“千里江陵一日还”，写“轻舟已过万重山”，那种飞驰电闪般在千里空间中的穿越，那种似乎还来不及看一眼却已经被抛在身后的两岸景色、千山万水，既是客观描写，似乎只改写了《水经注》中的一段话，即“有时朝发白帝，暮宿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但同时，也有着抒情主人公心理状态的真切反映。

　　从“彩云间”出发的物象构拟，一方面显示出发点地势高，顺流而下快，另一方面，也有喜庆、祥瑞的意味；而那种“一日还”的回家感（尽管有学者考证，他回江陵也是路过），还有“轻舟”之“轻”兼有的轻快心绪，都是在客观描写中暗示出主观心态。

　　与此相对照，李白在前不久的流放途中经过三峡时，固然有逆水而行的困难，同时，心情的沉重，也让他的行程感觉永远走不到头，这反映在《上三峡》一诗中，就是：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本来黄牛山地势很高，围绕着山的一带称为黄泥滩，水流迂回曲折，让人感觉走很长的路，依然走不出黄牛山的范围，回头一望，黄牛山总在视线之内。所以《水经注》中提到的古民谣有“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但李白加以夸张改造后，把自己的糟糕心绪投射了进去。

　　但是，如果认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与《上三峡》在情感上形成截然对比，两者之间没有任何情绪的交集，认为这四句二十八个字，都是在渲染他的轻快、喜悦、兴奋，似乎又理解得过于简单了。从古至今，不时有人在揭示这首短诗中蕴含的婉转波折，尤其对其中第三句，投下了格外关注的目光。

　　关注绝句的第三句，似乎也是赏读的套路。

　　元人杨载《诗法家数》中论及绝句，就说：“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又说，“大抵起承二句固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婉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

　　具体到李白这首诗，有些古人从写作手法角度，指出了第三句的特殊性，如《唐诗别裁》中点评说：“入‘猿声’一句，文势不伤于直。画家布景设色，每于此处用意。”《唐人绝句精华》则点评道：

　　“两岸猿声”句，虽小小景物，插写其中，大足为末句生色。正如太史公于叙事紧迫中，忽入一二闲笔，更令全篇生动有味。

　　而现代学者较多从心理体验角度，进行了探讨。比如袁行霈老师就认为，“啼不住”的猿声代表着三峡景色之美，诗人喜获自由顺流而下的飞快，也夹杂着来不及欣赏美景的遗憾。

　　孙绍振教授则以多层次的剖析，提出了更全面的看法：

　　听觉中之猿声，本为悲声，而李白将之转变为欢，显示高度凝神于听，而忽略视之景，由五官感觉深化为凝神观照的情致，此为第二层次。第三句的听觉凝神，特点是持续性，到第四句转化为突然终结，美妙的听觉变为发现已到江陵的欣喜，这是本来流放夜郎，中道意外遇赦，政治上获得解脱的安宁，同时安宁中又有欢欣，此为第三层次。猿啼是有声的，而欣喜是默默的，舟行是动的，视听是应接不暇的，凝神是持续不断的，到达江陵是突然终止的，总之，情绪转换是多重。直到第四层次，才深入到李白此时感情纵深的最底层。迅捷、安全只是表层感觉，其深层中隐藏着无声的动静交替的喜悦。这种无声的喜悦是通过诗人对有声的凝神反衬出来的。

　　不过，他们的结论，似乎都视猿声为一种美景的代表。比如，尽管孙绍振老师把猿声的出现，认为是视觉与听觉，美景延续与突然中止，内心深处的喜悦与外景观照的翻转或反衬等等，其意图，是在落实第三句描写在整首诗形成的一种情景错综、一种波折。但把猿声视作美景或欢乐之景而与全诗欢快基调保持一致的观点，与其他学者没有本质区别。

　　虽然孙绍振老师提出，李白将本为悲声的猿声转变为欢。但他没有、也难以证明他的观点。就像他同样无法证明，这一句描写猿鸣究竟是说明身处其间的诗人凝神观照的选择结果，还是因为视觉中的景色在移步换景，很难聚焦于一处，倒是听觉中的猿鸣持续不断，一路伴随，才给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总之，在我看来，让该诗第三句真正形成婉转变化的，恰恰在通篇喜悦、轻快的基调中，加入了猿的悲鸣，才使得该诗的情感层次真正丰富起来、复杂起来。

　　猿鸣之悲，其实在《水经注》的“江水”中已经注明，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一种文化代码。如果说，李白在写“千里江陵一日还”句子，是延续了《水经注》传统，那么他接着写猿声时，对猿声之悲应该就有唤醒的功能。或者说，他先用千里一日的典故，就已经为写到其中的猿声作了铺垫。即使没有在自己的诗里挑明其悲哀，也容易引发人们这方面的自然联想。《水经注》中的相关文字是：

　　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越：“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但这不仅仅是留在纸面上的记忆，而且也有李白自身的真切体会。此前不久，几乎在写下《上三峡》的流放同时期，他也写了《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其最后部分，就是以猿的悲鸣来归结的：

　　江寒早啼猿，松暝已吐月。月色何悠悠，清猿响啾啾。辞山不忍听，挥策还孤舟。

　　如果作为被流放之人，听到猿声的悲鸣，有“辞山不忍听”的情结，那么当他突然遇赦而重返旧地，感受这样的持续不断的猿的悲鸣，究竟是会化悲为喜，还是会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余悸乃至人生的沧桑感在潜滋暗长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思考这其中的另一种可能？

　　把持续不断的猿声写到诗里，当然有可能是在表达行进在飞速的轻舟中，让诗人有不能仔细欣赏美景的遗憾；或者是在借凝神感受得来的所谓“声音之美”，来反衬他内心中的默默喜悦。但即便因此如孙绍振老师那样，敷衍出一层、二层、三层、四层的意义等，似乎还不足以构成第三句看似平淡的真正婉转的力量。

　　“啼不住”的猿声，可以说是直接写两岸猿声的连绵，也可以说是间接写舟行的一路向前，更可能是暗示舟中之人，在听觉上的回响，在心灵上的共鸣。也许遇赦那一刻，幸福来得太突然，未及想到或者写到不堪回首的过去，只是在归途重遇悲鸣的猿声，才会引发其心灵的共鸣，就像曾经在《留别郑判官》抒发的那种愁怀：

　　窜逐勿复哀，惭君问寒灰。浮云本无意，吹落章华台。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二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

　　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

　　“啼不住”的猿声，已被远远抛在了自己的身后。连同一起抛在身后的，还有那曾经是万重阻隔的高山。（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