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蔚然

　　书籍是一架望远镜，让我们看清一程又一程的风景，暂时让人忘却痛苦和忧伤。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互联网时代，它的这一功能更为明显。

　　八十年代，我的书源主要来自自家书架。驳杂的门类来自父母的工作和喜好，父亲的音乐理论、辞典、歌曲集，母亲的文学艺术、菜谱，这些书籍都统统对我开放。我甚至从书架上翻出两本手写的剧本，它是我家对面楼一位剧作家叔叔的手笔，其中唱词段落交由我的父亲进行谱曲。书架中种类最为丰富的还是中外经典文学名著。我从哪儿找到的书，就在那儿一口气开始读，直到把它读完为止。我在书架旁读完了格林童话，跪在床柜旁读金庸，坐在洗手间读巴尔扎克，站在床头朗读唐诗宋词，在这个过程中不觉时间流逝，太阳西沉。

　　还记得在新华书店里我第一次遇见《天边外》的情形。奥尼尔一头乱发，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我把书买回了家，从此开启了与戏剧结缘的旅程。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后，我开始大量阅读中外剧作。在图书馆里一个类似送菜升降机的设备轰隆隆地把借书单放进去，轰隆隆地开走，又载着书回来，因那藏书所在是我们无法抵达的地方，便又对书多了几分虔诚和期待。

　　阅读与鉴赏课的作业就是大量的读书笔记。书桌适合正襟危坐，写读书笔记。我们读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契诃夫、萧伯纳、斯特林堡、彼得·谢弗、王尔德、萨特、布莱希特、毕希纳、迪伦马特、皮兰德娄，读丁西林、夏衍、田汉、曹禺、老舍、郭沫若、吴祖光，读福楼拜、莫泊桑、茨威格、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海明威、毛姆、梅里美，读鲁迅、郁达夫、沈从文、巴金……在宿舍的应急灯下，在灯火通明的阶梯教室，我与好友讨论卡门与克里奥佩特拉，女性角色对爱情与自由的追求，令人动容。读书过程中因思想碰撞衍生出无限乐趣，我们相互印证、勇于争论，但内心却洋溢着隽永。而沉静后奋笔疾书，是迫使思考系统化的过程，是寻找观察视角、提炼核心、梳理表达的练习。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阅读为剧作者塑造人物、评论者鉴别真伪打下基础，让我们对未来抱有更多期许。

　　我在世纪之交的那一年迈进社会，进入了21世纪，电子书悄然兴起。这一新事物曾让我们对纸质书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然而直至今天，传统出版物依然以其令人无法割舍的质感蓬勃发展，但我和更加年轻的一代一样，悄悄迷恋上了手机阅读。我甚至跳过了IPAD和CANDLE，下载了各种读书的APP，电子书架的便捷和记忆，多种功能合而为一，令人着迷。同时改变的还有以手指敲击键盘作为思绪触点的写作方式。这两种途径改变着人类。伴随着互联网，我有幸与更多当代的大师、新锐相识。借助编辑这份工作，我看到了柳德米拉·拉祖莫夫斯卡娅，马丁·麦克多纳，萨拉·凯恩等剧作家的作品，迥然的戏剧观念不断洗礼和冲击下，带来了猛烈的、不同于在校园里的学习体验，而这个阶段的阅读与走进剧场观看演出密切交织，无论是叩问人性深处幽微的《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暗黑隐喻引人深思的《枕头人》，裂变跳跃充满残酷孤独的《4.48分精神崩溃》……都在我面前不断开启新的窗口，这世界戏剧花园的繁复绚烂令人流连忘返，让人深深折服。

　　在从事戏剧实践创作的十年之后，我又重新翻出了威廉·阿契尔的《剧作法》，约翰·霍华德·劳逊的《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谭霈生的《论戏剧性》，从大师们的朴素而精到的理论文字中寻求对实践的指引。我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意识到，理论的支撑和学习对于写作者清楚认识自我的不足有着重要的作用。我重新拿起了笔，在书上慷慨又吝啬地画起了线，我比任何时候都珍爱这些书籍，如饮甘醇，似赴密约。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那些给我不一样风景的书，令我永远警醒自己的不足和无知，令我想要变得更好。

　　（作者系北京演艺集团新剧本杂志主编，一级编剧，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