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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为何“远师”《大人先生传》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2022-11-11 08:42

曹雪芹为何“远师”《大人先生传》

——《芙蓉女儿诔》研读札记之二

  作者:刘上生

  《芙蓉诔》文前“远师楚人”以下所列八篇作品,以宋玉《大言赋》为首,阮籍《大人先生传》殿后,这是一种随意排列吗?非也。关于《大言赋》,笔者《曹雪芹为何看重<大言赋>》拙文有所论述,这里尝试探讨《大人先生传》的问题。

  比较宋玉,阮籍在曹雪芹心中的地位更不相同。曹公“(芹溪)名霑,字梦阮”,见于其友人张宜泉《题芹溪居士》诗注。自取字号,表明了特殊崇敬感情。这一点,敦氏兄弟等友人也多有感受和记叙。他与阮籍及其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在思想、人格、气质上多有相通。如此看来,曹公以阮籍著作殿后,分量非常,实有某种结穴意味。

  然而,时代相距近一千五百年的《大人先生传》与《芙蓉诔》无论其内容性质还是文体特征,都大不类,曹雪芹为何“远师”又是如何“远师”的?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思考:

  首先,理想形象。《大人先生传》是反映阮籍思想和创作特点的代表性作品,学界一般认为写作于其晚年。当时,阮籍身处魏晋易代之际,心情极度矛盾苦闷,期待借助于玄学和道家思理与艺术幻想求得精神解脱。

  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是超越于历史和现实时空的虚幻形象,他是“道”即自然的化身:

  “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

  “今吾乃飘颻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飧汤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此之于万物,岂不厚哉!故不通于自然者,不足以言道。”

  《传》前一部分,设置了“大人先生”与“士君子”“隐者”“薪者”的三度问难。这三种人代表了现实政治态度的基本类型。但作者对他们都予以否定。所谓“哭途穷”的传说(《晋书阮籍传》)正是痛感现实无路可走的悲哀,“大人先生”便在寻求精神解脱的幻想中产生。阮籍所极力描写和称颂的不可企及的“大人先生”,超越了一切现实局限而获得了无限的精神自由。“与道周始”“通于自然”是其精神生命之根,也是其肉体生命之源。“大人先生”不同于古代以长生不老为特征的“神仙”,实际上是“精神圣人”。

  “大人先生”是有现实原型的。文称“大人先生”“尝居苏门之山”,史料或谓其原型为孙登(《晋书阮籍传》)或谓“苏门先生”(《世说》注引《魏晋春秋》),或谓二者实一人,他(他们)是阮籍的崇拜者,但绝非仙人。(韦风娟《阮籍<大人先生传>辨析》,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阮籍将其升华为时空永恒无限的“与道周始”“通于自然”的“大人先生”,借助这一创造的“精神圣人”宣扬自己信奉的道家玄学思想。

  也许正是这种升华原型创造理想精神形象的方法启示了曹雪芹创造芙蓉女儿理想形象。晴雯是芙蓉女儿的原型,但芙蓉女儿比现实晴雯更完美,并得到升华。在小说叙事情节里,《芙蓉诔》的创作颇为荒诞,丫鬟编造谎言,宝玉以假作真,“听小婢之言,似涉无稽;以浊玉之思,则深为有据”,其关键正在“思”,即它符合宝玉的观念情感。

  “何则?昔叶法善摄魂以撰碑,李长吉被诏而为记,其事虽殊,其理则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恶乃滥乎?始信上帝委托权衡,可谓至恰至协,庶不负其所秉赋也。”

  宝玉的观点,所谓“上帝权衡,至恰至协”,就是指理想的公平(平等)原则,很明显,它是对现实等级压迫奴役制度和观念的反叛和否定。从根本上说,奴婢晴雯的悲剧正是奴役制度和观念压迫摧残的结果。但晴雯“身为下贱,心比天高”,骨气品行至为高洁,深得宝玉尊重喜爱。正因如此,宝玉对其屈死极为悲痛。这种悲痛无法在压抑的礼法家庭和抄检大观园后的凄惨现实中得到宣泄,对晴雯“不昧之灵”的期盼便成为肉体生命终结后唯一的精神解脱方式,“生侪兰蕙,死辖芙蓉”,幻想的芙蓉仙子就是最理想的存在形态。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与千余年前阮籍途穷而创造“大人先生”幻想的内在相通。“大人先生”“直驰骛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无为之宫”,“驾八龙,曜日月,载云旗,徘徊逌,乐所之”;芙蓉仙子则“鸿蒙而居,寂静以处”,与素女、宓妃、嵩山灵妃、骊山老母群仙悠游,摆脱一切压迫束缚,消净人世喧嚣痛苦。虽然晴雯挂号于太虚幻境“薄命司”,作者却不让她死后像尤三姐那样回归有限(第65回),而是把“不昧之灵”升华为芙蓉仙子,居处于永恒宇宙(古人称天地之始的自然元气混沌状态为鸿蒙)而获绝对自由,成就为宝玉精神理想的闺阁“大人”,用心深矣。

  其次,批判锋芒。虽然从思想渊源和文学渊源看,“大人先生”有庄子《逍遥游》,屈原《远游》和司马相如《大人赋》的继承痕迹,却有着不同于前代神仙家形象的思想特色,最突出的是其尖锐的现实批判精神。它对自号“梦阮”的曹雪芹创作显然有着重要启示。

  《大人先生传》的批判锋芒集中表现在与“士君子”的论难上。阮籍目睹曹魏与司马氏集团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儒学礼法名教受到强烈冲击的思想形势,心情极度矛盾苦闷。所谓“士君子”就是披着正统儒学外衣的权力争夺集团及其依附者。他揭露他们的贪欲虚伪,祸国殃民,嘲讽其自以为得志的生存危机:

  “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

  “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乎虱之处裈中乎?悲乎,而乃自以为远祸近福,坚无穷也……”

  “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

  这里有道德批判,也有政治批判,还提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无君论思想(谢遐龄《中国社会思想史》17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其内核即是否定等级压迫、利益争夺和礼法束缚:

  “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

  “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

  与单纯的道家无为思想不同,阮籍“大人先生”理想包含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深入思考。其后鲍敬言的《无君论》和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乃是阮籍政治思考的接续。正是这种思考,显示了阮籍的卓越情怀和眼光。

  人们读《芙蓉诔》,也会感受到内容有别但同样深沉卓越的情怀眼光。“诔”是一种哀祭文体。明徐师曾《文体明辨》:“诔者,累也。累列其德行而称之也。”除了称颂,其情感基调自然是哀伤。陆机《文赋》:“诔缠绵而凄怆”。然而《芙蓉诔》却在哀伤沉重之外,洋溢着强烈的愤激。这是因为作者作诔不仅仅为了哀悼逝者,更要通过对这场“夭风流”冤案的深刻思考认识,进行勇敢的批判。他把这种批判视为对逝者的最好纪念。

  诔文在用一连串比喻热烈称颂晴雯的“质性神貌”内外美质之后,笔锋迅速转入严厉的批判:

  “孰料鸠鸩恶其高,鹰鸷翻遭罦罬,薋葹妒其臭,茝兰竟被芟鉏。……偶遭蛊虿之谗,遂抱膏肓之疾。……既忳幽忱于不尽,复含罔屈于无穷。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

  美丑颠倒,邪恶横行,世情险恶。虽然其侧重点在与故事相关的谗害冤屈,但作者借题发挥,所涉及的社会、人性、道德乃至政治层面的内容已极其广泛深刻,甚至借助于贾谊和鲧的悲剧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直到“钳诐奴之口”“剖悍妇之心”的愤怒声讨,哀辞几成檄文。在这些话语里,人们都可以看到与《大人先生传》批判锋芒的承接。不同的是,阮籍从批判走向逃避,曹公从批判走向反叛。由于题材的限制,曹公无法进行阮籍那样的历史和理性探讨,但他有意张扬“高标”“直烈”人格和反抗斗争精神,已远远超越他所敬仰的先辈了。

  最后,文体创新。“传”(chuan,zhuan)古义甚多。作为记载人物事迹文体的“传”(zhuan)成熟于司马迁的《史记》。《文心雕龙》文体论始有《史传》篇。《释名》:“传,传也,传示后人也。”《大人先生传》首尾都有事迹记载,说明也遵循传体纪实的要求,但又有重要突破。一是“幻设为文”,突破现实时空的虚构想象。其想象和描写具备后代小说特点,“与后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鲁迅全集》卷6,323页;卷9,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二是文体杂糅。对于前一部分设置与“士君子”“隐者”“薪者”的三度问难,刘师培谓“其体亦出于汉人设论(如《解嘲》之类),然杂以骚赋各体,为汉人所未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故后人或纳入赋体(马积高《赋史》等),或列为散文(郭预衡《中国散文史》等),它还收纳了多种体裁的诗歌,如《大人先生歌》(七言)、《采薪者歌》(五言)、《真人游》(三言),《大人先生歌》更是继曹丕《燕歌行》之后最早的成熟七言诗。(王少杰《阮籍<大人先生传>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这些都具有某种体制创新意义。但因处于文体开拓时期,难免“曼衍而苦冗沓”之病(钱钟书《管锥篇》第三册108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芙蓉诔》用“诔”为名,以哀祭为基调,而又多处突破“诔”的文体和情感规范,已有学者多方面论述其“违体”书写。(王思豪《骚诔赋:<芙蓉女儿诔>的文体学演进理路》,载《红楼梦学刊》2021年2辑)其突破概言之,从内容说,是纪实到幻想的境界飞跃;从形象说,是晴雯与芙蓉仙子双重镜像的创造;从情感说,是单一哀伤到反叛性批判和执着理想追求的复调升华;从体式说,是骈体骚体散体句式的自由转换和结合……这些拓展中,曹雪芹成功继承《大人先生传》的文体创造精神,又避其不足,达到了水乳交融尽善尽美的时代新高度。

  毫无疑问,需要从更宽广的视野研究曹公(梦阮)对阮籍等前人的继承和超越。红学如海,谨奉涓滴。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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