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金祥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世所罕见的旷代大师，其深邃的思想、高迈的智慧、磊落的人格和独创的文本，滋养和佑护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成长。在气温日渐走低的北方冬日里，重新品读鲁讯当年与政敌论争的文字，心潮澎湃、热血难耐。鲁迅是一本需要长期研读的厚重大书，是一个言说不尽、常说常新的丰富话题。当然，人们必须拿出时间和精力平心静气地阅读、体会和品味，且尤须认真解读先生与同时代政敌的论战文字，惟其如此精神收获可能会更多些。

　　鲁迅是一个自我要求极为严格甚至苛刻的人，其心胸、气度和格局决定了他基本上没有私敌，这也是为文学史所公认的，彼时有人安插或强加在先生身上的诸如刻薄、偏激、褊狭、睚眦必报、使狠好斗等恶名，完全是一种居心叵测的仇隙释放和一种别有用心的怨怼发泄。鲁迅先生进行文化批判最初肇始于与以章士钊为代表人物的复古派的论争，即驳斥《学衔》指摘《甲寅》，对所谓“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一复古意图的戳穿和鞭笞。在这一过程中，先生亲自执笔写下《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旗帜鲜明地与章士钊、杨荫渝等人进行文字交锋和笔墨诉讼，后又因此与陈西滢、徐志摩等“绅士”之流笔诛墨伐，对站在敌对阵营里竭力为校方和北洋政府开脱罪责的“绅士”之流，毫不留情地进行猛烈抨击和坚决驳斥，“第一次显示了鲁迅高超的论辩才能”（当代著名学者孙郁语）。陈西滢在其所著的《西滢闲话》一书中，指责鲁迅“常常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 还不肯罢休”。如果只是阅读陈西滢的回忆文章而不对照鲁迅当年与其论争的文字，人们可能真的以为鲁迅是一个喜欢骂人、善于骂人且到处结怨的恶人，但真实情况绝非如此也不可能如此！“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的鲁迅，其心胸是超然、明朗、豁达的，先生与当时绅士阶层的报刊交锋和文字对攻，尤其是后来与著名学者梁实秋所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辩执与论争，均是秉持社会底层立场，都是从正义、公道和良知出发，没有任何维护一己利益的私念。在“风雨如磐暗故园”的白色恐怖时代，“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并不介意自己的声名、私利甚至生命，他在《致杨霁云》等书信和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和一再表明“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鲁迅，是一个拒绝“被格式化”的人，先生为人为文很少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中庸与乡愿，毕竟先生对国人性格的诡异复杂也认识得太深刻了，因而戳穿事件真相和揭发人性丑恶的文字极为简洁、精准和犀利，以至于官府和士人双方都不愿接受他。这在一个以“温良恭俭让”为做人最高准则的守成社会里，他无疑是一个另类和异端。

　　被誉为“青年导师”的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希望青年“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据此“莽原社”的重要成员之一高长虹，在《一点回忆》中写道“为青年开路”，这是鲁迅的重要使命，也是鲁迅鼓励和提携青年学生的思想基点。高长虹原本是鲁迅一手扶掖起来的学生，后来由于一桩历史公案导致二人友谊破裂直至互相攻讦。作为彼时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高长虹生前因为谩骂鲁迅而声名受损，死后还因鲁迅而被后人铭记，而其作家身份却被人们大体忘却了，这也是这位过河拆桥者的可悲之处。针对高长虹的背叛行为和新文化战线的逐渐分化，以及“同一战阵中的伙伴”的纷纷隐退，先生于1926年11月在《两地书》中写道：“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所以心理也舒服了”。即使一些青年从背后射来“暗箭”，“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鲁迅先生，也甘愿精神受些损失，哪怕是做些隐忍和退让，实在不得已才予以反击。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曾对鲁迅的行为作出如下解释：“对象仅限于‘怨敌’，即只针对那些坚持错误立场、对进步文坛心怀怨恨的人，而不是思想和行为上都已改正了错误的论争对手。”尽管鲁迅一生几乎骂遍了整个朋友圈，甚至不惜与文化界众多名流为敌结怨，但先生自己是非常坦然从容的，换言之，鲁迅骂人从来都是骂得理直气壮，骂得问心无愧，骂得光明正大。在原则问题上他绝不妥协让步，绝不以背弃真理为代价进行情感交易。在当年的文化论战中，郭沫若曾多次讥讽鲁迅，但鲁迅并未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写道：“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谋面，或未冲突，或虽用笔墨相讥，但大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虽然鲁迅并非圣人，但其一生所骂者均为“公敌”，这是由先生的信念、志向与目标所决定的。被世人尊为文坛霸主的鲁迅先生，其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其身世、经历、修养、学识、作为、品格等，共同决定了先生是一部丰赡多维的厚重大书，需要读者倾其一生进行翻阅、解读和体会。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