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判到建构——论电影《满江红》的叙述经验

　　作者：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颜小芳

　　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是一曲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不仅有极高艺术审美价值，还因与岳飞可歌可泣的生平结合紧密，具有极高历史真实性。它凝聚着中华民族最珍贵的品格与精神气质，形成了中华民族公共心理的一部分，与之有关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不胜枚举。当代艺术工作者要继续改编类似题材并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必须要有创意。

　　《满江红》剧照

　　张艺谋导演、陈宇编剧的电影《满江红》可谓一次成功的实践。影片从《满江红·怒发冲冠》这首千古绝唱流传的角度，来编织故事和组织叙述。与一般“复仇”故事不同的是，手刃“真凶”不再是电影主角们的终极目标，因为那除了快意恩仇之外，改变不了现实，更无法改变人心；替而代之的却是要让一段个体文学叙述转变成能够发挥极大社会影响力的公共阐释。电影深刻传达了这样一种真理观：只有在人民群众内心深处扎根的叙述才是牢不可破的真理。

　　影片很好地处理了历史与艺术、真实与虚构、写实与想象的关系，将爱国主义价值编织进生动曲折、跌宕起伏、一唱三叹的情节叙述中，出乎意料又令人拍案叫绝。电影在结构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以秦桧为首的封建集权与专制下个体人生存的悲剧。每个人都只是权力系统中的一枚棋子，无论凡夫俗子还是高官达人，他们的生死对于权力系统而言无关紧要，他们随时都会因各种偶然或必然因素失去性命。生存就是一出权力的游戏，能够活下来全靠绞尽脑汁的权谋诡计和演技，尤其是小人物、底层人物。电影第一部分很好地展现了底层人物在困境中的挣扎和生存意志，以悬疑和喜剧的方式，吊足了观众的兴趣。在秦桧宰相府高墙大院的狭窄走廊中走马灯式行走的众人，仿佛命运之笼中的困兽，配上豫剧与现代打击乐，密集的节奏，不仅让悬疑叙述变得好看，更让观众为困局中人物的命运而揪心。

　　第二部分主要讲述被权力异化的个体如何找到生存意义并努力为之奋斗，从而建构新主体的故事。片中，“精忠报国”出现了三次。前两次是影像化叙述，张大（沈腾饰）背上的刺字“精忠报国”每一次以“特写镜头”出现时，都会配上庄重激昂的音乐，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达到震撼人心的目的。第三次是文字叙述。有了前面两次的铺垫，第三次的叙述则犹如春风化雨，很好地强化并巩固了“爱国主义”思想在观众头脑和情感中的地位。同时，主要人物孙均（易烊千玺饰）正是在这四个字的影响下，完成了思想的重大转变，从一个封建集权和专制制度的工具人，变成了具有强烈爱国信仰、不再畏惧个体牺牲的仁人志士。三次“精忠报国”的植入与强化，以及影片高潮部分——秦桧的替身对《满江红》的生死诵读、众将领和士兵对《满江红》的分批传诵以及女童的领诵，给观众带来极为生动、自然、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电影主创团队将电影作为一种视听符号的媒介属性，其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尤其在爱国主义教育上，收获了比文字更生动、感性、直观的效果。

　　《满江红》综合了张艺谋之前电影的特点，例如《影》的“替身”叙述，《大红灯笼高高挂》关于“古老中国”的想象，《三枪惊奇拍案》的传奇与喜剧风格，《英雄》中的“刺杀”故事，《一秒钟》《狙击手》《悬崖之上》对爱国主义思想的演绎……难得的是，《满江红》既沿袭了张艺谋导演的一贯风格，又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在叙述方面精心布局、巧妙构思，还充分尊重观众的观影心理，创作出新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塑造出新的中国人形象——有责任、敢担当、不怕牺牲、有信仰……这些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来的宝贵的中国精神，感动和激励了大众，也向世界展示了疫情之后一个欣欣向荣、积极向上、团结一心、奋发有为、敢于担当、焕然一新的中国形象。（颜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