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雨轩

　　电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改编自马伯庸同名纪实文学《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的《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两者虽有紧密联系，但电视剧通过改编形成了一个更为完整、更有逻辑的故事。在文学作品中，马伯庸揭示了主人公的真实信息：帅嘉谟，字禹臣，徽州歙县人。但仅此而已，至于帅嘉谟究竟为何要掀起这场延续了近十年的“人丁丝绢案”，由于史料没有记载，读者也无从得知。电视剧则将这个史料改编为一个有着前世今生、横跨二十年的故事。帅嘉谟化身剧中的帅家默，变成一个“算呆子”。这一根本性的改动，使得帅家默这一人物形象肩负起重大意义——他成为“真理”的化身。事实上，“真理”及其相关问题是理解本剧的一把钥匙。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剧照

　　真理与知识

　　“真理”，首先是指纯粹的算学（数学）。算学问题往往具有判断正误的客观标准，即标准答案，这便是“真理”的第一层内涵。帅家默痴心于算学，执着于数字本身的对与错，在这个意义上他与真理有直接关联。

　　真理有一种重要表现形态，即知识。本剧对知识及其情境构造进行了细节性呈现，比如帅家默与邓知县第一次就人丁丝绢税的来源进行辩论时，就涉及折色税与本色税的区别、脚费乃至记账方式等历史细节；被问斩前，帅家默与丰宝玉仍在构造算学的“追及问题”。这种知识呈现的环节，有时的确能够充当情节的微型高潮，烘托人物的极端形象，但有时也中断了情节的自然演进。若是后者，则呈现出明显的“知识中心论”特征。比如电视剧《猎罪图鉴》（2022），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其中充满了骨骼学、生理学、艺术史等各类知识普及。这种知识呈现的过程，打破了电视剧原有的“情节中心论”，既可能成为吸引观众的细节，也可能成为观众观剧的障碍。

　　从更深的层面看，帅家默对于算学之“道”有更加自觉的追求。当他第一次被关入牢房，便展现出对算学的深刻理解：只要掌握其“运转之妙，计算之理”，就能“俯仰天地，上下求索”。他激情陈词：“这便是我所求的道，任凭数字无穷无尽，任凭难题变化莫测，吾以一道而御之。”这段话有《庄子》遗韵，《庄子》的“道”是一切万物的本体，也是一切万物的同一性所在；而帅家默的“道”则是算学之道，他痴迷于道，最终达到掌控于道、悠游于道的境界。

　　真理与权谋

　　关涉知识的真理原本是一种较为纯粹的形态，但真理始终处在与人的互动之中。所谓“数性至朴”，不仅指算学是价值无涉、价值中立的，还指它不会欺瞒、行骗、作恶。这就意味着“数性”与“人性”在暗中形成对立。这里的“人性”不是指人之本质，而是人为实现自身利益所使用的权谋。作为权谋之对立面，这是真理的第二层内涵。

　　如此一来，真理便与一种理想人格相匹配，这种人格也许“不通人事”，但也正因此才能洞穿一切现实的利益束缚，直击问题的本质，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并且，这种人格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感召力。当帅家默在同阳被捕后，邓知县不但与其切磋算学，还进行了一番深入对话。其实邓知县与帅家默本是同一类人，只不过前者陷于现实的政治生态，而无法如帅家默那般逍遥纯粹。尽管如此，邓知县遣送他时依然有惺惺相惜之感。另外一个例子是程仁清，他本是一个前途光明的学子，但遭马文才陷害终生无法入仕，只能当一个为金钱卖命的讼师。他长期帮范渊做事，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但在遇见帅、丰二人之后，为两人的赤诚而感动，唤醒了心中潜藏的正义感和怜悯心，先后两次救下二人。其实，帅敦诚也是一个重要例子。帅家默作为儿子，既是帅敦诚的软肋，也是他的铠甲。二十年前，令帅敦诚良心发现并下定决心不再与乡绅狼狈为奸的，正是儿子那一句质朴的话：“数字是错的。”

　　从整体结构来看，真理既是全剧的开端，也是全剧的终点。故事的起因是帅家默在丈田时发现测得的田地亩数与地契不符，随后在抽丝剥茧中发现“人丁丝绢税”的问题。这本是一个算学问题，只要更正即可，但帅、丰二人一路辗转流离、处处碰壁乃至遇到生命危险，便是因为各方利益角逐，真理问题被转化为权谋问题。当范渊等人已近穷途末路之时，仍以丈田之难为最后筹码要挟李巡抚。这时，一切的权谋、较量、算计，最终又回到现实的技术问题。对推步聚顶之术的掌握，是全篇最后一个高潮。推步聚顶之术记载于《丝绢全书》，但书被范渊趁乱烧毁，看似陷入僵局，但这一绝代之术最终在帅家默的脑海中自然浮现出来：推步举顶之术既是帅家默不断求索之物，又早已深藏在他的记忆深处。他对推步聚顶术的获得来源于回忆，这是一个柏拉图式的命题。真理作为一种线索，连接着开端和终点，呈现出一个“环状”结构——本剧是对真理之环的完成。

　　真理与历史

　　“真理”的第三重内涵乃是对历史规律的自觉认识。《丝绢案》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笔法再现了明代的地方政治生态。地方官员与乡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的彼此仰赖，相互勾结；有的彼此妥协，貌合神离。地方长官与地方胥吏之间的关系从表层和里层来看也大相径庭。这些都是历史现实。

　　围绕“人丁丝绢案”，多方势力各有所求。从金安府的诸县令来看，毛县令为范渊马首是瞻，邓知县对手下胥吏的任性妄为毫无办法，任主簿到死仍对乡绅们投鼠忌器。而从知府和巡抚来看，“人丁丝绢税”本身并不影响金安和奉兴的总税额，但黄知府、刘巡按、李巡抚对此案的重　　　　　　　　　　　　　　　　　　　　　　　　　　　　　　　　　　　　　　　　　　　　　　　　　　　　　　　　　　　　　　　　　　　　　　　　　　　　　　　　　　　　　视皆因其中重大的隐田问题，他们希望借此在全国树立典型，助力张居正在朝中的整体布局。可以说，这三人的核心出发点仍是自己的仕途升迁；但就客观结果来看，其做法具有历史进步的意义。张居正所主导的清丈隐田，为遏制土地兼并、减轻农民负担起到了积极作用。本剧对历史的改编、对人物的塑造，正立足于此，突显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剧中丰宝玉和方懋珍正具备这种自觉。丰宝玉在颠沛中真正理解了民生之苦，蜕掉了自身的纨绔之气，为民提告；方懋珍虽一开始追求明哲保身，但当他最终敢于为民请命，获得了真正的自在和心安。对这种历史自觉的表现，彰显了编剧的当代意识和创作意图。

　　从全剧来看，真理的三种表现形态——知识之道、赤诚之心与历史自觉，三者是相互交织的，对真理的追求同时关联于理想的人格气象、正确的历史观念和进步的政治实践。将真理问题作为全剧的一把钥匙，既反映了历史之思，也寄托了当代之感。

　　（作者李雨轩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