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回廊》与香港类型电影的破局之道

　　作者：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杜晓杰

　　在华语电影史上，香港类型电影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影响和地位。这些类型电影作品，受益于香港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和独特的“港味”美学，建构了庞大的电影帝国，使整个华语世界都受益匪浅。然而，随着文化格局和全球结构的变迁，当下的香港类型电影已现颓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耕香港市场、扎根香港本土的《正义回廊》接续着香港类型电影的艺术传统，隐现着香港类型电影的破局生机。

《正义回廊》海报

　　真相的“回廊”：电影艺术张力的现代性探索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香港类型电影在票房市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以社会治安案件为基础制作的警匪片、恐怖片、法庭片，甚至会产生话题性的影响，如《三五成群》《踏血寻梅》《天水围的夜与雾》《神探大战》等。原型事件为影片提供了足够的市场噱头，而如何跳脱现实事件的桎梏，为已有定论的故事赋予更具张力的“光晕”，则是此类影片艺术成就高低的锁钥。

　　《正义回廊》取材于2013年轰动全港的“逆子弑亲案”，话题性自然毋庸置疑。在处理这样一宗盖棺论定的案件时，导演团队采用了现代感十足的不可靠叙事策略，使剧情在真相与掩饰之间不断横跳，构筑成迷雾一般的回廊，拓展了观众的审美空间。

　　影片一开场就把犯罪者张显宗弑亲的“真相”抛到观众面前，颇有希区柯克悬疑电影让观众“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意味。当观众将关注重心放在张显宗为何弑亲的探寻叙事中时，导演又充分借鉴日本电影《罗生门》和美国电影《十二怒汉》的叙事套路，通过第二嫌疑人唐文奇、控辩双方律师、陪审团成员等人的不同讲述，把原本清晰可见的案情真相搅成了一潭浑水，叙事的重心从张显宗弑亲转移到了“谁主导了弑亲”，解构了影片开头的确定性结论。

　　在庭审过程中，涉案人的回忆不断穿插在叙事进程中，又以非线性叙事的破碎性进一步混淆着真相。在回忆中，不仅张显宗和唐文奇各自建构着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导演也打破了时空之墙，将控辩双方律师、陪审团成员并置在二人的回忆现场。并通过场面调度，令二人与银幕前的观众对视，既在众目睽睽之下编造“真相”，也将判别真相的压力给到观众，使得影片同时具备了体验性和间离性，艺术张力拉到了极致。

　　故事和叙事确定性的取消，将影片从原型案情中解放出来，进入到更大的意义生产空间，一部原本平平无奇的类型电影因而获得了进入精神哲思层面的机会。导演对香港社会和人情人性的解剖也获得了渐次登场的机会，影片的内容含量迅速扩充，给予观众的审美快感和价值回馈自然也水涨船高，使得影片在票房和口碑两方面都有了不俗的表现。

　　当然，作为根据真实案情改编的电影，真相必然无可更改。导演虽然用现代性的电影语言为观众布置了重重迷雾，但也通过具有冲击力的镜头和典型的细节捕捉，戳破了唐文奇的故事泡沫，给了观众自主破案的成就感。正是在一张一弛、一松一紧的叙事节奏中，影片的审美质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正义”的情怀：现实主义的批判立场

　　社会治安案件所涉及的远不止犯案者自身，更有促成犯案行为的系统性社会问题。因此，以此类案件为基础改编的影片，多会以案件为切入口对社会生态进行批判性反思，如许鞍华的《天水围的夜与雾》。《正义回廊》使用不可靠叙事策略剥离附着在故事上的枷锁，正是为了将故事更好地嵌入香港社会的缝隙，以“正义的胜利”观照真相博弈背后的冲突与缠斗。

　　弑亲案牵涉亲子双方，对于代际冲突问题的反思无疑是影片题中应有之义。张显宗的自我剖白，揭示了暴力行为的发生逻辑。在一个充斥暴力的家庭中，张显宗没有体会到父母婚姻关系的温暖，也未曾得到公平的亲子照料。家庭暴力对梦想的折断，父母偏爱对兄弟关系的扭曲，都撕扯着张显宗走上最终的犯罪道路。

　　从某种层面上说，张显宗是代际冲突的牺牲品。而反讽的是，决定张显宗生死的却是一个充斥着代际冲突的陪审团。陪审团甫一组建，以白发苍苍的何富为代表的长辈就与以绿发葱葱的郑家雯为代表的晚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长辈们震惊于案件的属性而急于给出判决，并声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批评当下的年轻人不重伦理、做事轻浮。晚辈们则从自身经历出发，反抗长辈的道德压力，寻求公平公正的裁决。

　　代际冲突引发血腥暴力，而审判这一暴力的仍然是冲突不断的代际团体。影片将这一困局直白呈现在观众面前，直指现代性进程引发的伦理危机及其无解的现实。在影片结尾，哥哥张显祖告知张显宗，父母在遗嘱中给兄弟二人留下了两套住房，意在淡化张显宗对父母的怨恨。导演通过张显宗激烈的情绪反应，似乎也想为影片涂抹上一缕亮色。然而，张显宗长期受到的代际暴力对待，是否因为一套住房就可以慨然释怀，代际冲突又是否会因父辈“我是为你好”“我早就为你安排好了”之类的表达就消弭于无形，恐怕并不能轻率给出肯定的回答。

　　在反思代际冲突之余，影片也对香港陪审团制度的运作提出了怀疑。陪审团成员的选取是随机的，但并不是每个成员都具备基本的法律和逻辑知识，更不是每个成员都真心自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在案情分析上，无法保证裁决的客观性。而在庭审现场，唐文奇姐姐大打亲情牌，一顿嚎啕痛哭惹得陪审团成员闻者落泪，对唐文奇的事实性脱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的陪审团制度，非但未能保证法律精神落到实处，更为犯案者的脱罪提供了寻租空间。

　　通过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观照，《正义回廊》的价值与意义就超越了类型电影的猎奇性和商业性，在情怀共振方面赢得了观众的共鸣。

　　破局指南：回归“港味”初心

　　投资1000万的《正义回廊》一举斩获了超过4000万的香港票房，打破了相关类型片的票房纪录，并获得第46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和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16项提名，成为香港类型电影的热议话题。《正义回廊》的成功，无疑为近年来陷入颓势的香港类型电影打了一剂强心针。

　　综观《正义回廊》的成功，核心要义在于对港产电影“港味”的回归。这种回归，既有叙事层面的本地化，也有艺术层面先锋探索的创造性，更有精神价值层面对香港现实问题的真切关注。受困于商业逻辑而不能自拔的香港类型片，只有像《正义回廊》一样重新接续港产电影的艺术精神，才能在日渐内卷的华语电影界重振旗鼓。（杜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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