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　欢　　

　　最近谈及“女性主义”，大众脑海里浮现出的第一人也许并不是波伏娃或伍尔芙，而是近年来风头正盛的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仅2022年，上野千鹤子就在国内接连出版七本著作，而她在2023年2月与B站几位UP主的对谈视频，更使得她彻底爆红网络。“上野”现象的背后或许包含了相关出版社和互联网平台的营销，但谁也不能否认上野千鹤子的显著影响力。这也不禁引起我们思考：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目前处于什么阶段？为何国内没有“上野千鹤子”这样的人物出现？

　　要厘清这一问题，首先需回溯中日女性研究的发展历史。从历史进程来看，中日性别研究/妇女研究几乎是同步发生。日本的女性学运动以及性别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深受欧美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可以说是第二波女性解放运动的直接产物。故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涌现出一大批女性主义学者从事女性学以及性别研究的学科化构建。而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同样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后最早投入妇女学/性别研究的三位拓荒人分别是李小江（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杜芳琴（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和高小贤（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其中李小江是我国女性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学科带头人，故经常被学者拿来与日本同为女性主义研究拓荒者的上野千鹤子进行比较。而李小江和上野千鹤子的观点的确具有相似之处，即均受到马克思主义、西方女权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使用弗洛伊德理论弥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性别研究的不足，倡导结合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而李小江在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于从个人经验以及知识范畴上探寻妇女的主题内涵，并围绕妇女解放问题开拓性地提出了“性沟”“有性的人”等概念。

　　尽管两国女性研究的起步时间相近，基于东亚文化大背景的女性研究视角与理论基础也具有一定相似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性别研究发展相较于日本要更为缓慢。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女性主义的言说乃至体验都面临着语境与自身理论发展的双重压力。这确实揭示了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发展存在的困境，即性别研究困陷于一个多层次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而这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包含多重因素，如国内的出版环境、学术研究氛围，以及核心学术期刊的热点倾向不自觉地引导了学术研究的方向等等。这些都是导致国内女性研究发展进程较为缓慢的原因。

　　然而，上野千鹤子能在国内成为现象级人物，也不仅仅与她学术著作与学术思想有关。国内网友关注到她，多是因为2019年东京大学的新生开学典礼。典礼上，上野千鹤子通过东京医科大学入学考试舞弊事件和东京大学性侵事件，再次揭露了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指出学校生活只是表面上平等的社会，而性别歧视从学生步入大学的那一刻起就已在暗处悄然萌动。她直言：“走进社会，性别歧视更是明目张胆地大行其道。很遗憾，东京大学里亦是如此。”这一视频迅速在国内传播，引起了国内年轻女性的普遍共鸣。基于此，其代表作《厌女》在国内打开市场，她的思想也逐渐在国内传播开来。这也说明，仅凭《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类晦涩难读的学术性著作并不容易打开大众市场，而上野千鹤子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始于极限》一书中，她坦言自己“一直有‘两手抓’的意识，既出通俗读物，又出学术专著。出了一本容易引起误会的书，就再出一本学术色彩比较重的书。”她将这两类书分别称为“硬派和软派、A面和B面、上半身与下半身”。这样的写作模式使她成功用“容易引起误会”类的书籍扩大了其读者群体。上野千鹤子认为，“即使读者的购书动机有违我的初衷，但只要他们在阅读之后理解我的真实意图就行。”因此，即使大多数女性观念在《厌女》一书中已集中阐述，但仍然选择将观点揉碎放进《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身为女性的选择》等书籍中。她将原本高深复杂的理论体系进行碎片化处理，并选取大众女性更感兴趣的诸如婚姻、家务、独立女性等话题进行重点传播。而一举措也确实取得显著效果。

　　除了上野千鹤子个人的努力之外，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也是促成其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新冠疫情三年导致全球经济低迷。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上野千鹤子提出的“婚姻契约”“隐形劳动”“性别歧视”等问题迅速引起国内女性的共鸣。“上野千鹤子”现象的背后，是当下女性对“丧偶式婚姻”“生育恐惧”“隐形家务”等问题的不满与愤懑。与其说是上野千鹤子带来了女性主义问题的思考，不如说是国内女性需要一个“上野千鹤子”这样的人物出现。女性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固然需要精英知识分子的不断深耕与挖掘，但它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文学批评领域，其背后包含的是无数个需要被看见的社会问题，所以它更需要社会大众的共同参与，而非精英学者们的孤身前行。

　　自然，考虑到中日的社会文化背景终究存在差异性，我们当然更希望国内能够出现自己的“上野千鹤子”。但在那之前，女性主义的相关观念究竟来源于西方、日本，抑或本土化的性别研究，对于大众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迫切。就像上野千鹤子多次在书中所提及的那样，“管它是谁创造的，把能用的都用上就是了。”与其探讨“谁是国内女性主义领袖”，我们更渴望的是能够见证更加平等公正的就业与生存环境，见证不慕强不恐弱的“允许弱者存在”的社会出现。这需要众多学者与普罗大众的共同努力，我们由衷期待这一天的到来。（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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