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涵瑞

　　《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下简称《千面宋人》）于2023年3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仇春霞关于宋朝士大夫书札研究的部分成果汇编，其中涉及60余位名士的120余封书信。作为重要的切入角度，《千面宋人》所录书信呈现出三个特点，即事件感、私人感和在场感。正是这些特点，使读者得以窥见书写者的千般面目。他们是朝官，是雅士，是亲族，是师友；他们有荣辱之惊，有得失之患，有生死之累。昔人寄情于书，今人见字如面。

　　事件感：进退与浮沉

　　《千面宋人》具体分为“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五个主题，每个主题又依具体人事再分小节。书信通过具体的事件串联起来，如线贯珠，不觉散乱。信件因事而发，写信人又为士子，可想而知，其间浸透了宦海沉浮的底色。

　　如韩琦《信宿帖》，就是答谢欧阳修所作。其缘起是韩琦取“锦衣昼行”意，新建昼锦堂，欧阳修为此而作文，即后人熟知的《相州昼锦堂记》。彼时韩琦位极人臣，欧阳修也不吝惜对同僚的称赞，开篇就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说官至将相，衣锦还乡，于人情而言是光荣的事情，古往今来无不如此。这里还有一个颇似贾岛“推敲”之事的修改逸闻：欧阳修原作“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后又快马追回原稿，改作“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前后各加一“而”字，以求句气舒畅，读来抑扬顿挫。之后韩琦作《信宿帖》答谢欧阳修赐文，盛赞此文是“雄辞浚发”，气势有如江河，“奔腾放肆，势不可御”。

　　《信宿帖》是韩琦位极人臣后的书信，从其间对欧阳修《昼锦堂记》的赞扬中，就能一窥他此时声势之盛，意气之扬。但韩琦前期也曾因庆历新政失败，被贬往扬州。时任福州知州的蔡襄给他写信（即《海隅帖》），云“自闻明公解枢宥之重，出临藩国，不得通名”。他得知韩琦离开京城，来到地方，虽然一时无法相见，仍不忘提醒这位被迫离开中枢的朝官，“使客盈前，一语一默，皆即传著，愿从者慎之。”同样因新政失败被贬，蔡襄十分清楚，此时万不能张扬，而应韬光养晦，谨小慎微，方能再盼起复之时。他提醒韩琦的随从谨言慎行，以防失言之处上达天听，足见京官被贬后的尴尬处境。

　　《信宿帖》和《海隅帖》，一写于得意之时，一写于失意之时，可以说代表了士大夫在两种典型处境下的心态。《千面宋人》在收录书信的同时，对其背景进行梳理与补充，借以还原书信产生的环境，使读者在书信原貌之外，更能体察到执笔落墨之人，触碰他们在进退浮沉之中的诸般心境。

　　私人感：餐饭与相忆

　　《千面宋人》选材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私人感”。换言之，所选取的并非后世文集中刊行的“公函”，而是记录个人生活的“私信”。相比经世致用的大道，更多是个人心绪和情感的真实流露，其中餐饭和相忆成了最频繁的话题。

　　民以食为天。赖以为生的食物中，寄托了人们最朴实的祝愿。如范仲淹在《远行帖》中，便为张昷之寄上酒与盐豉：“苏酝五瓶，道中下药。金山盐豉五器，别无好物，希不责。”苏酒和金山盐豉都是家乡特产，范仲淹为远行的旧亲友奉上故乡风物，希望对方能够借此服药调食，足见其切切情谊。又如赵抃收到李柬之所赠山药，作《山药帖》以答谢：“以南都山药分惠，曷胜珍感。”并附上海柑四十颗为回礼。即使因为天长路远，投赠的食物已经腐坏，也无损寄赠人的深情。又如蔡襄为杜衍寄去荔枝，虽因为“道中暑雨”，杜衍收到的时候，鲜果大多损坏，但他仍为蔡襄的心意而感动，作《更蒙帖》以答谢：“五六千里地，不易至此，为感固可知也。”

　　在风雅的寄赠往来之外，“私信”的另一面，是不堪为外人道的病苦之困。《千面宋人》中的书信，颇有一部分选材于此。如苏轼为表兄程正辅写的《淡面帖》，就描述了自己与痔疾之间的争斗，“轼旧苦痔疾，盖二十一年矣”，还详细解释了如何使用茯苓治病，以及拜托程正辅为自己留意购买药材。可以想见，如此困窘的事情，非至亲至近之人，大概不能道也。又如同遭脚气困扰的蔡襄、黄庭坚、陈亮、朱熹等人，都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抱怨过自己的病况。蔡襄《脚气帖》云，“自四月以来，辄得脚气发肿”；黄庭坚写道“某比苦脚气时作，头眩、胫中痛”；陈亮写信，“入秋脚气殊作梗，意绪极不佳”；朱熹也抱怨脚气发作之后，“手足俱痛，至今未平”。这些并不庄重，并不风雅，甚至沦于困苦窘迫的怨念之辞，未尝不是宋人生活的另一面。

　　无论是情谊殷切的投赠，还是困于病苦的抱怨，都是极其私人的表现。比起收入文集，经后学反复诵读的堂皇文辞，在私信间，更能见到这些士大夫的真实一面。解赠或求乞，风雅或困窘，都承载了当时士人之间的挂念，正所谓“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

　　在场感：只字与片纸

　　《千面宋人》不仅收录了书信文本，更有大量书帖的精美图片。正如仇春霞在后记“宋人笔记里的密码”所言，翻阅上百封宋人墨迹，就像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见字如面，传世书信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书帖图片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在场感。这也是《千面宋人》有别于其他书信类研究和宋史类著作的重要特点。观赏书帖，笔迹各异，仿佛能看到笔者的声气形貌，千人千面。如范仲淹《边事帖》《师鲁帖》，字势峻峭，挺劲秀特，观之很难不想见其为人，想见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心怀。而沈辽《动止帖》笔势飞扬，能想见这大概是一位性情放旷的士子，而非重视法度的传统儒生。

　　不仅各人各有特点，即使是一人写就的书帖，形迹也有不同，从中亦能窥见其人心境。《千面宋人》中所录信件最多者，当属大书法家蔡襄与苏轼。蔡襄早年所作《海隅帖》，采用颜体书风，端正中有婉媚秀劲。此时他虽遭贬谪，但毕竟年轻，加之外放的地方是家乡福州，能推测此时蔡襄的心境还是比较平和的，相信自己还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后来也的确成功返回了京城。而他晚年所作《脚气帖》，则用行草书写，率意洒脱，从笔势和章法中，能够直观感受到他的心境比起年轻时候有大不同之处。又如苏轼的书帖，很多帖结尾处都是“拜”字，如“轼再拜”。但不同书帖中，“拜”的写法又各有不同。有字势较为收敛端庄的，如《归安园丘帖》《平复帖》《入冬帖》《新岁展庆帖》，也有最末一竖纵贯直下的，如《阳羡帖》《人来得书帖》《淡面帖》。这种字势的变化，仅凭文本材料是无法感受到的，必须借助书中插图，才能获得如人亲临的现场感。

　　古时交通不便，一别之后，再难相见。寥寥数字背后，浓缩了鲜活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正所谓“情长纸短”如是。宋一朝的士人，既拥有高超的文字水平，又拥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其信札正如一处窗口，使后人能够观其声貌。“遗我双鲤鱼，中有尺素书。”他们临渊履冰，浮沉宦海，而书信正如一尾尾游鱼，纵使波涛险恶，犹可传消息。（葛涵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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