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最近，著名作家夏坚勇的历史散文集《宋史三部曲》在译林出版社出版。《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东京梦寻录》三本书组成的“宋史矩阵”，带有明显的个人写作风格。从书名上看，可知这三部作品皆属微观历史写作，是小切口的观察——通过微小的视角，来呈现一个宏大的主题，反映时代的全景画卷。

　　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一书流行开始，以微观视角展开历史写作者不在少数。不过，夏坚勇的创作，并非学理性很强的历史学专著，而是历史散文，或者说文化散文，带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和个人风格。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大文化散文”，至今仍有较大影响力。夏坚勇一直坚持在相关领域创作，如今的《宋史三部曲》，算是这一写法的结晶，也是历史散文书写的集大成者。

　　《绍兴十二年》逐月讲述了这一年南宋和金朝对峙的故事。这一年，也即1132年，在南方，宋高宗赵构龟缩在临安，而北方的女真人虎视眈眈，还有可能大举南下，灭掉南方的汉人政权。也就是在这一年，秦桧成为南宋的太师，手握大权，成了阻挡南宋北伐的重要势力。在秦桧的操控下，岳飞被害，“莫须有”的故事令人扼腕叹息。这一年，实际上是宋朝由盛转衰的节点，此前的靖康之变，虽然让徽钦二帝成为金国的俘虏，却还没有伤及南方的宋朝势力。但秦桧对忠臣的迫害，对皇帝的蒙蔽，让宋朝再也无力对抗金朝，最终只能选择以经济上的纳贡换来短暂的安宁。宋人由此失去了北伐的最佳时机，秦桧罪愆深重，他破坏的不仅是自己的名声，也毁掉了南宋光复中原的机遇。

　　夏坚勇的观察，就是从这样的历史纵深之处进入的，他意识到在历史转折点上，关键人物和事件的作用，并以长远的历史眼光，来评价历史巨变中的人与事。颇有意味的是，夏坚勇作为散文家，很能体察历史人物的人性。虽然制度和环境古今差异很大，但人性千年不变，这也是今人能够进入历史现场的最佳切入点之一。有评论家曾说：“夏坚勇懂人性，帝王君臣都是人，懂人性自然也会懂帝王。不过是将心比心，贴近各人心理罢了”，此言确实精准、到位——将心比心，是一种文学创作上的常见技法。简而言之，作家的同理心就是得超出常人，能够体察与自己相隔千百年的历史人物的心理变化与情感世界，由此将遥远的往事，以通俗笔法再现，让读者可以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庆历四年秋》则是以北宋庆历新政为切口，进入帝王将相的隐微心理，折射出宋朝改革年代的朝廷内外的情景。庆历三年，范仲淹等人上书宋仁宗，由此开启庆历新政。不论是澄清吏治之道，还是富国强兵之法，都是当时一批文人名臣的美好心愿。宋仁宗也是个相对温和的皇帝，对大臣和百姓有一定的同理心，便接受了改革的意见。但是，看似波澜不惊的朝廷，依然充满了凶险之处，反对改革者大有人在，文人之间的党同伐异，也始终没有消失。短短一年半，庆历新政就以失败告终，范仲淹甚至丢掉了参知政事的官位。后来，党争愈发激烈，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明争暗斗，让北宋朝廷陷入了更大的麻烦。

　　夏坚勇敏锐地嗅到了这段历史中人性的诸多问题，并展现了庆历新政时期的宫廷、市井等多重领域的变动，读来让人惊心动魄。而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东京梦寻录》，则将时间线继续往前延伸，到了宋真宗年间。“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由《宋史》上这段话衍生出这本书的故事。不论是“天书祥瑞事件”，还是澶渊之盟后的宋辽“和睦”，本质上都是宋真宗荒唐、懦弱的表现。北宋从开国之初，就缺乏创造盛世、一统天下的豪情霸气。不论是时运不济，还是能力有限，从后世来看，宋真宗实在算不上一位多么杰出的皇帝。表面上的安定，隐藏着更大的隐患，对此，夏坚勇的观察是精确的，也是颇具现代视角的。

　　将每个人都看成独立的个体，不“膜拜”帝王之类的“大人物”，这正是现代视角的体现。夏坚勇是深谙历史人物心理的，但他将所有历史人物都放在一个“平视”的结构里，认为大人物也是普通人，并且尊重每个平凡的小人物。从这样的历史写作里，读者可以感受到其浓郁的人道关怀。或许，也只有坚持这样的创作思路，才会赋予历史散文更多的真实感和人情味。《宋史三部曲》就是这样一部基于历史真实的人性层面的书写，它或许可以为其他历史写作者提供某些文学层面的参考与启迪。（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