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儒家讲究“移孝作忠”，对父母的孝顺与对皇帝的忠诚，是一回事，反之亦然。《孝经》有言：“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所以，古人说起那些违背道义之人时，会说他们“不孝不忠”，在传统道德里，忠孝完全一体化了。从政治上看，这种思想有助于皇帝加强对人尤其是对读书人的思想控制，千百年的精神操练，让古人对忠孝问题变得十分敏感。“移孝作忠”观念在巩固君主统治的同时，实际上也成了古人在命运转折点上，进行抉择时的关键要素。

　　在元明清时期，普通人能中进士的难度非常大，一旦考上进士，不仅意味着在事业上可以登堂入室，春风得意，也能光耀门楣，连祖宗、亲戚也跟着沾光。然而，在古代读书人心目中，能够考中进士甚至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那都是皇帝的恩赐，是天子给予的巨大荣耀，由此会产生对皇帝和朝廷极大的忠诚感。在一些特殊时刻，这种忠诚感就会呈现出非同寻常的力量。

　　比如，清朝乾隆元年（1736年）的进士刘起振，虽然在进士榜单上排名倒数第二，却对皇帝无限感激。他是广东潮州人，生于顺治六年（1649年），从小就十分聪颖，酷爱读书，但直到快90岁的时候，才考上进士。

　　乾隆对他格外看重，让他进入翰林院工作，后来在他103岁的时候，听说乾隆南巡浙江，竟然拖着老迈之躯，从广东到浙江迎驾。史书上说：“在籍翰林院侍讲刘起振年一百三岁，自粤东来浙迎驾，赐御制诗章并御书匾‘词垣耆瑞’”。乾隆非常感动，大笔一挥，还赋诗一首：“台背耸隆肩，来瞻跸路边。成名后梁颢，得寿拟彭篯。人瑞今犹古，经传后继前。越都无虑远，应是地行仙。”诗中的梁颢，是历经唐末、五代、北宋多代的读书人，直到82岁才中了状元，是历史上年纪最大的状元，而彭篯就是传说中活了800岁的上古圣贤彭祖，乾隆这是通过典故来褒奖刘起振，顺便也自夸一下自己的“丰功伟绩”，毕竟，一般只有在太平盛世才会出现高寿的读书人和高龄进士。

　　刘起振在迎驾乾隆不久后就去世了，几乎是拼了老命，也要当面叩谢乾隆的恩赐。像他这样对皇帝忠诚的进士，在历史上还有很多，甚至在山河破碎之际，以死殉国、不负皇恩者，也大有人在。比如明朝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进士孟章明，虽然在当年的进士榜上排名倒数第三（可以说，差点就落榜了），而且是明朝最后一届进士，国家灭亡在即，还没来得及被朝廷封官，却对明朝十分忠诚。次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自缢而亡，孟章明与妻子，和曾经在天启二年（1622年）考中进士的父亲孟兆祥，全部自杀殉国。

　　明朝灭亡之时，殉国的进士还有很多。比如，与孟章明同年考上进士的万发祥，听闻崇祯死后，便决心殉国，先后服毒、绝食，却没死成，后来被李自成的大顺军俘获，李自成想让他做新政权的官，他坚决不从，就被残酷拷打，一度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后来清军入关，万发祥跟随南明朝廷，勇猛抗清，最后在战斗中连中数刀后，壮烈殉国。再如，在崇祯七年（1634年）考取状元的刘理顺，在墙壁上写下“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吾何不然”十六个字后，服下毒酒自尽。他的儿子、妻妾与仆人等将近20人，也全部自缢殉国。

　　在元朝，出于“移孝作忠”的精神感召力，一些人在王朝覆灭之际，也会殉国以明志。他们未必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却自认为应该成为皇帝的忠仆，对君主的忠诚应当与对父母的孝顺一样。也正因此，在殉国之时，一些人都是携家带口地走上绝路，似乎以此才能证明自己的忠义。

　　《元史·忠义列传》多达四卷，记录了不少殉元之人的故事。其中，既有蒙古人，也有汉人、色目人，甚至还有朝鲜人。

　　比如，全普庵撒里，就不是蒙古人，而是来自高昌的色目人，他也对元朝皇帝十分忠诚。在与陈友谅作战不利时，他身边的人都准备投降，但他誓死不降，最后真的自刎而死了。

　　再如，来自高丽的朴赛因不花，对元朝也十分忠诚。这个名字很特别，朴是朝鲜人的姓，赛因不花是蒙古人的名，这种姓名组合方式，在蒙元帝国不少见，如窝阔台时期的猛将杨杰只哥，跟随蒙哥出征的汉族将军郑也可拔都。朴赛因不花很受元朝皇帝宠爱，一度做到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在明军攻破元大都时，他负责守城，眼见着首都被占，很多达官贵人都逃跑或投降了，他却不愿意投降明朝。明军见他宁死不降，只好把他杀了。

　　像朴赛因不花这样在元大都被明军攻破时殉国的人还有一些，比如郭庸和丁好礼。他们都为元大都而战斗到最后一刻，在徐达率领的明军的猛攻之下，最终还是被俘虏了。他们都被带到成化门（在今天北京朝阳门附近），徐达让郭庸向他跪拜，但郭庸誓死不从，还说“臣各为其主，死自吾分，何拜之有！”丁好礼也慷慨陈词：“我以小吏，致位极品，爵上公，今老矣，恨无以报国，所欠惟一死耳！”两人最后都被明军杀死，在死前留下的豪言壮语，被《元史》记录下来，成为《忠义列传》的亮眼之笔。

　　在史书上，迭里弥实与陈友定、柏帖木儿并称为“闽三忠”，他们本来是色目人，但对蒙古皇帝也十分忠诚。在元朝灭亡之际，也有豪言壮语：“吾不材，位三品，国恩厚矣，其何以报乎！报国恩者，有死而已。”明军也曾想招降迭里弥实，没想到他竟然身穿官服，向北拜了拜，用斧头把官印砍烂，又写下“大元臣子”四字，端坐在椅子上，手持佩刀，割喉而死。对一些帝王来说，朝代更迭无非成王败寇，但对身处其中的忠义臣子来说，就是世界观的崩塌。他们以壮烈之举而殉国，在现代观点来看，虽有愚忠的一面，但在古代历史典籍里，他们却是值得青史留名的忠勇之人。

　　古代知识分子对于皇权思想的认同感，也与“移孝作忠”的思想有关，其中有不少人也会随着朝廷的覆灭而殉国。元朝虽然不太注重科举考试，但少数考取进士的读书人，还是在元朝灭亡之际走上了殉节之路。

　　元朝人考进士，有左右榜之分，蒙古人、色目人在左榜，汉人在右榜，录取人数都很少，而且前者不如后者竞争激烈，毕竟蒙古人、色目人在学习儒家典籍上天然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难处，甚至很多人在当时都不愿意学习汉语。即便如此，还是有一批精通汉学与儒家思想的蒙古人、色目人，在科举考试上金榜题名。对元朝的汉族读书人来说，虽然科举考试时兴时废，想做官也不一定通过科举，但仍有很多人在科举路上潜心钻研。但这些优异的学子，相比明清时期的进士，影响力和知名度就差远了，以至于他们有哪些特别的事迹，也很少为人所知。

　　张栋是元朝最后一届右榜状元，具体事迹不详，他高中状元的时候，是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距离元朝灭亡只有两年时间了。张栋在史书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反倒是他的妻子王氏，在亡国之时决绝地说：“吾为状元妻，义不可辱。”然后，她便投井自杀殉国了。

　　再往前看，元统元年（1333年）的进士里，也出了几位殉国的忠义之士。以后世的眼光看，这一届里最有名的人当属刘伯温，但在当时，他的名气并不大，考试排名也在偏后的位置。排名第一的人叫李齐，幸运地高中右榜状元，一时风光无限。但他很快就见到了元末乱世，在与张士诚的军队作战时，他被俘了，张士诚让他下跪，他不从，张士诚竟然将他膝盖击碎后残忍地杀害了。史书上说：“士诚呼齐使跪，齐叱曰：‘吾膝如铁，岂肯为贼屈？’士诚怒，扼之跪，齐立而诟之，乃曳倒，捶碎其膝而剐之。”

　　与李齐同届的进士里，有个蒙古人叫丑闾。这个名字，在蒙古人里比较常见，类似拔都、脱脱、伯颜这种名字，有时还写作“丑驴”，很容易让人混淆。史书上关于丑闾的记载不多，但在仅有的史料里，他也留下了忠勇的举动。丑闾惨死之后，连他的妻子都随之而自缢殉节了。在王朝末年，这种事情其实很多，但由于史料匮乏与信息传播受限，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类人物和故事，即便在古代，过了朝代更迭的阶段，它们就只是故纸堆里的一些文字了。在这背后的对抗与幻灭，挣扎与痛苦，都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化作尘埃。如果不是刻意挖掘它们，恐怕很多故事就永远地沉睡了。

　　在这些殉节者里，有人是感念皇恩，只是愚忠，有人是顾全大局，杀身成仁，还有人将百姓的生死安危放在心中，并非为了一个皇帝或王朝而殉葬，而是真正顾及人民的利益。这种人在任何时期都是值得肯定的，值得后世追念的。曾做过元朝礼部尚书的李黼，在与起义军作战时非常英勇，城破之时，还在坚持巷战，到最后一刻，他对敌军高喊：“杀我！毋杀百姓！”敌军见状，便一枪将他刺于马下，临死之时，他还骂声不绝，并无惧色。史书上说：“郡民闻黼死，哭声震天，相率具棺，葬于东门外。”即便在乱世之中，败亡之际，他还是守住了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世在评判一个历史人物品行高低时，并不会完全从成王败寇的角度看，还是能够结合其言行事迹来评判的。

　　常言道，“公道自在人心”。殉节者令人感念的，绝非他们效忠的掌权者，而是坚守道义之下的一抹亮色。越是在变局之下，这份坚守越显得难得，即使是站在利益对立面的历史记录者，也不会不承认他们的忠义之举。（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