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恩扉页

　　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取材于纪实报道《最功利的婚姻交易，最动情的永恒约定》，是韩延导演“生命三部曲”的最终章。该电影讲述了尿毒症患者凌敏和脑肿瘤患者吕途因病相识相守最终相恋，一起携手对抗病魔的动人故事。

《我们一起摇太阳》海报

　　疾病作为一种“人类状态”，代表着人类生命活动的异常，是人类常规形态的一种异动与偏离，这种状态平等地作用于每一个人类肌体。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纵览导演韩延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他对于“疾病”“死亡”等题材情有独钟。从《第一次》到《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以及将镜头对准老年病患群体的《我爱你！》，再到《我们一起摇太阳》，他对于病患的疾病和死亡有着一种责任感。那些鲜为人所知的疾病故事，在韩延的镜头下变得更加鲜活动人。宋诗乔、熊顿、韦一航、马小远、赵欢欣等身患重疾的人物形象被塑造得亲切可爱，却又常常令人扼腕生命的脆弱，诅咒疾病的无情。电影呈现出的疾病叙事，并非自怨自艾的乞怜，恰恰是一种人类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共情方式。

　　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的女主角凌敏是旅行社的导游，还是美食公众号的小编，却因身患尿毒症而不敢品尝无数令人垂涎的美食。因为，哪怕是一根香蕉就可能会引发并发症，从而导致生命的终结。凌敏除了接受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的透析外，还不得不时刻注意自己的饮水量。病情不仅在她手臂上留下了700多个针眼，也冲破了她内心最后一道防线，无奈的她选择在肿瘤患者群中“征婚征肾”，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身患脑肿瘤的摄像小哥吕途无法接受再度开颅，选择隐瞒病情放弃治疗，并与凌敏达成了“生死约定”。这不禁让人想到另一部关于疾病题材的电影《背影》（2011），片中男女主人公身患绝症互相“托孤”的场景让人深感绝望和哀伤。

　　在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看来，“家庭在面临危机时一般会出现这种倾向：家庭没有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危机，而是选择把有问题的家庭成员从家庭中分离开来，就是所谓的‘弃老·弃子·弃夫家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家庭的耐性是极其脆弱的。”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家庭关系的破裂和动摇往往成为电影中反复呈现的景观。但《我们一起摇太阳》却反其道而行之，呈现出家庭当中相互关照、同舟共济的中华传统伦理美德，展现出作为“共同体”的家庭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凌父经常献血只为女儿可以拥有输血“优先权”、陶姨砸锅卖铁也要给吕途治病，让人感叹父母之爱的伟大和家庭“共同体”的强大。在吕途和凌敏“小两口”的相处之间，脆弱的生命却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伤感的别离化为欢喜冤家的热闹，苦痛的折磨亦化作相互鼓励的陪伴。正如片中所说的，“只要意念不倒，太阳总有一天会被摇醒的”。在吕途对凌敏无数次的死缠烂打和“考核”之后，两人终于“如愿以偿”地领证结婚，生活似乎都在朝着既定的规划前进着。

　　吉尔·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一书中说道，“疾病使我不能做我能做之事，像反动力那样把我弄得很被动，而且限制我的潜能，把我束缚于萎缩的环境里，使我只能委曲求全地适应于它。但另一方面，它向我呈现出一种崭新的能力，赋予我崭新的意志，促使我自作决定。”“没头脑”吕途的决定就是让凌敏活下去，他看似邋遢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无比良善的内心。置身于钢筋水泥铸成的摩天大楼里、算法推荐搭建的信息茧房中，我们感触鲜活生命的那一颗真心仿佛逐渐枯萎。然而，在注目凌敏对生命的奢求和吕途对爱的奉献中，在观看病房中一个个被病痛折磨的患者时，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一种责任，即电影会产生一种幻痛，通过影像表达延伸至观众的躯体感知，进而唤醒观众久居樊笼中木讷心灵，引发出悲恸之感，再次认识到生命的珍贵。

　　大喊一句“奥利给”，这不仅是二人对抗病魔的“咒语”，也赋予观众微笑面对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此外，颇具喜感的“没头脑”吕途为影片增添了笑料，使得影片没有陷入哀怨悲伤的氛围当中。片中“谢谢惠顾”和“再来一瓶”的比喻也巧妙贴合影片要表现的不屈服于现实命运的主题。吕途和凌敏那看似“目的不纯”的婚姻，在最后成为了相互扶持和鼓励的重要羁绊。在笑中带泪的剧情中，在治疗日常的影像化记录中，《我们一起摇太阳》带领观众步入病患们的心路历程和生活点滴，更加明白患者的艰辛和生命的可贵。（作者马恩扉页系西南大学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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