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诗歌日”策划“在诗意中迎一场春暖花开”

　　万物复苏，柳绿花红，草长莺飞，春风吹醒了万物，写就一首温暖的诗。诗歌里有四季的问候，春夏秋冬雨露霜雪；诗歌里有人生的俗雅，柴米油盐琴棋书画；诗歌里有岁月的年轮，山川湖海日月星辰。又是一年春回大地时，又是一个世界诗歌日。让我们一起亲近生活的浪漫，感受诗歌的温度，共赴一场有关诗歌的盛会，在诗意中迎一场春暖花开。

——编者按

诗之初心：让普通人疗伤

——观微纪录片《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作者：赵勇

　　虽然桑原武夫说过：“人到中年之后，开始厌倦文学，或者说变成了文学方面的老油子。”但看完微纪录片《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之后，我还是受到了较大的震动。在此之前，因为《我是范雨素》，我只知道范雨素，却没听说过写诗的王计兵、陈慧、黑桃。当他们四人形成一个组合，各自讲述着自己如何在劳作之余与诗结缘、与诗为伴的故事时，我忽然意识到，诗歌原本是可以普渡众生的，然而，这项功能或许早已被人遗忘。

　　于是我想到了《创作家与白日梦》，想到了弗洛伊德在此文中的一个说法——创作家们一再要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是一个诗人，直到最后一个人死去，最后一个诗人才死去。”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诗之慧根，只要时机成熟，它就会“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而，实际情况是，成为诗人者往往凤毛麟角。由于种种原因，多数人远离了诗歌，他们既没有成为诗人，也没有成为读诗的人。

　　为什么许多人最终与诗歌形同陌路？这个问题太大，回答起来颇为不易。但我觉得，其中的原因之一或许与下面事实有关：诗歌被请进了艺术殿堂，逐渐变成了“高大上”之物，变成了或者让人卖弄学问或者供人游戏的“玩意儿”。如此一来，不要说普通人只能对它敬而远之，就连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只要你不是诗歌界专业人士）仿佛也失去了谈论它的资格。于是，诗歌被少数人垄断，成为辨认高贵身份的符号，成为“炫耀性消费”的标志，成为萨特所谓的怀着无限敬意低声谈论的对象。

　　然而，若是回到诗歌发生的源头，很可能它原本只是一件“我手写我口”的事情，如风行水上，自然天成。像“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诗经·伐檀》），像“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杜甫），像“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李白），等等，可以说它们既是诗，也是本色家常语。它们的出现不仅没有降低诗歌的水位，而且还成了“不隔”的典范。

　　从这个意义上说，心中有诗情，笔下文字便无不是诗。例如，“我的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我和他们相视而笑，我们都是被这个社会屏蔽的人，我们都穿上了用卑微的米粒做的隐身衣。”这是范雨素散文中的句子，但把它当成诗歌来读，一点都不寒碜。与此相反，王计兵写诗，质朴、纯真得又如同散文：“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三十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这样的诗篇，修辞立其诚，蕴含着散文之真，却又规避了许多诗歌的虚情假意，凌空蹈虚，能不让人动容乎？

　　写到这里，王计兵、陈慧、黑桃、范雨素等人的写作意义似乎已昭然若揭。如果说那些中产阶级写作是吃饱了撑出来的诗，它们散发着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气息，那么，王计兵们的写作则是在为生计奔波中熬出来的诗。这种诗不飘，不隔，不会无病呻吟，不讲“诗到语言为止”，却既有坚实的在地性，也有让人共鸣的亲和性。就像王计兵在纪录片中所言：“如果文学不能产生价值，它是可耻的；文学如果不能帮助别人，也是可耻的，但是最终它会让一个人变得从容。”也就是说，在王计兵那里，他依然相信文学有用；说得宏大些，他或许就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信奉者。

　　同时，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这样的诗歌也贴心贴肺，立竿见影，因为它可以共情，可以疗伤。更重要的是，它触碰到了生命的痛点，社会的盲点，让人意识到诗歌不在高墙大院中的巍峨殿堂，而就在送外卖的电动车上，就在人来人往的菜市场。

　　很可能，这才是诗歌的初心，文学的本源。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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