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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诗歌日”策划“在诗意中迎一场春暖花开”
万物复苏,柳绿花红,草长莺飞,春风吹醒了万物,写就一首温暖的诗。诗歌里有四季的问候,春夏秋冬雨露霜雪;诗歌里有人生的俗雅,柴米油盐琴棋书画;诗歌里有岁月的年轮,山川湖海日月星辰。又是一年春回大地时,又是一个世界诗歌日。让我们一起亲近生活的浪漫,感受诗歌的温度,共赴一场有关诗歌的盛会,在诗意中迎一场春暖花开。
——编者按
诗之初心:让普通人疗伤
——观微纪录片《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作者:赵勇
虽然桑原武夫说过:“人到中年之后,开始厌倦文学,或者说变成了文学方面的老油子。”但看完微纪录片《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之后,我还是受到了较大的震动。在此之前,因为《我是范雨素》,我只知道范雨素,却没听说过写诗的王计兵、陈慧、黑桃。当他们四人形成一个组合,各自讲述着自己如何在劳作之余与诗结缘、与诗为伴的故事时,我忽然意识到,诗歌原本是可以普渡众生的,然而,这项功能或许早已被人遗忘。
于是我想到了《创作家与白日梦》,想到了弗洛伊德在此文中的一个说法——创作家们一再要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是一个诗人,直到最后一个人死去,最后一个诗人才死去。”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诗之慧根,只要时机成熟,它就会“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而,实际情况是,成为诗人者往往凤毛麟角。由于种种原因,多数人远离了诗歌,他们既没有成为诗人,也没有成为读诗的人。
为什么许多人最终与诗歌形同陌路?这个问题太大,回答起来颇为不易。但我觉得,其中的原因之一或许与下面事实有关:诗歌被请进了艺术殿堂,逐渐变成了“高大上”之物,变成了或者让人卖弄学问或者供人游戏的“玩意儿”。如此一来,不要说普通人只能对它敬而远之,就连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只要你不是诗歌界专业人士)仿佛也失去了谈论它的资格。于是,诗歌被少数人垄断,成为辨认高贵身份的符号,成为“炫耀性消费”的标志,成为萨特所谓的怀着无限敬意低声谈论的对象。
然而,若是回到诗歌发生的源头,很可能它原本只是一件“我手写我口”的事情,如风行水上,自然天成。像“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诗经·伐檀》),像“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杜甫),像“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李白),等等,可以说它们既是诗,也是本色家常语。它们的出现不仅没有降低诗歌的水位,而且还成了“不隔”的典范。
从这个意义上说,心中有诗情,笔下文字便无不是诗。例如,“我的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我和他们相视而笑,我们都是被这个社会屏蔽的人,我们都穿上了用卑微的米粒做的隐身衣。”这是范雨素散文中的句子,但把它当成诗歌来读,一点都不寒碜。与此相反,王计兵写诗,质朴、纯真得又如同散文:“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三十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这样的诗篇,修辞立其诚,蕴含着散文之真,却又规避了许多诗歌的虚情假意,凌空蹈虚,能不让人动容乎?
写到这里,王计兵、陈慧、黑桃、范雨素等人的写作意义似乎已昭然若揭。如果说那些中产阶级写作是吃饱了撑出来的诗,它们散发着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气息,那么,王计兵们的写作则是在为生计奔波中熬出来的诗。这种诗不飘,不隔,不会无病呻吟,不讲“诗到语言为止”,却既有坚实的在地性,也有让人共鸣的亲和性。就像王计兵在纪录片中所言:“如果文学不能产生价值,它是可耻的;文学如果不能帮助别人,也是可耻的,但是最终它会让一个人变得从容。”也就是说,在王计兵那里,他依然相信文学有用;说得宏大些,他或许就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信奉者。
同时,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这样的诗歌也贴心贴肺,立竿见影,因为它可以共情,可以疗伤。更重要的是,它触碰到了生命的痛点,社会的盲点,让人意识到诗歌不在高墙大院中的巍峨殿堂,而就在送外卖的电动车上,就在人来人往的菜市场。
很可能,这才是诗歌的初心,文学的本源。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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