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州大学文艺评论中心执行主任、文学院副教授 周仲谋

　　电影《周处除三害》于春节档之后的淡季上映，竟斩获数亿票房，成为港台华语电影的又一匹“黑马”。生动曲折的故事讲述、流畅自如的镜头调度、富有质感的影像色调、酣畅淋漓的暴力宣泄，使其深受年轻观众的喜爱。然而，如果从思想内涵上加以细致考查，影片中的传统文化典故、佛教隐喻，及其对善与恶的思考，传达出的却是种种自相抵牾的价值观，其背后则是浓重的怀疑主义和虚无悲观、绝望厌世的愤激情绪。从美学风格上看，该片与“邪典”电影（Cult Film）有很多相似之处，又融入了台湾电影的“小清新”之风，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和较高的观众接受度。

　　影片借用了古典著作中的典故作为片名，却与《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中的“周处除三害”有本质不同。传统典故讲述的是浪子回头、迷途知返的故事，该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是犯下严重过错的人，如果能够幡然悔悟、弃恶从善，就能够给自己的人生带来全新的面貌。影片中周处改过自新的榜样作用，有着教人向上向善的道德感召力。然而，电影中陈桂林的“除三害”，无论在动机、方式、结局上，都迥异于传统典故，流露出创作者对人性善的怀疑主义态度。

　　从动机来看，陈桂林“除三害”更多缘于误会和巧合。张贵卿医生的谎言，让陈桂林误以为自己得了肺癌，在“生死之际”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关帝君塑像前的占卜连续九次结果相同，是明显的巧合。去自首时被告知要排队，这一“荒诞性”性事件背后也是巧合——运钞车发生车祸，捡拾了钞票的民众配合警方呼吁赶去交还，导致自首者挤满警局。陈桂林在警局看到通缉令上自己排在其他两人之后，同样是巧合。一个人弃恶从善的动机，既不是来自自我悔悟的强烈忏悔意识，也非仁人智者的引导点化，而是阴差阳错的误会和多重巧合，影片由此构成对善的怀疑与消解。在创作者看来，人性中善的力量是微弱的，恶却是绝对的、强大的。片中的香港仔、林禄和等人固然是罪恶深重的坏人，而陈桂林亦非善类，他杀香港仔与林禄和并不是为了除暴安良，而是实现“通缉令”排名的提升，即所谓的“人死留名”。

　　从“除害”的方式来看，传统典故中的周处所杀的乃是蛟龙、猛虎，并未杀人，而以暴制暴的陈桂林却大杀四方，手上有数不清的人命。就算香港仔与林禄和罪大恶极，也应由司法机关审判，陈桂林私自诛杀坏人的行为，逾越了现代法治社会的界限。或许有人认为，陈桂林帮助了程小美，以及误入邪教的那对母子，展示了其品性中善良的一面。然而，当他面带微笑屠杀手无寸铁的教众时，简直就像恶魔降临，杀了很多人也毫不手软，活脱脱一具杀戮机器。虽然麻木愚昧的庸众应受到批判，但他们是否就该因自己的麻木愚昧而被剥夺生命呢？

　　从结局来看，传统典故里周处通过“除害”与改过自新，让自己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电影并没有让“除害”事件成为陈桂林弃恶从善、积极向上的人生节点。他改过自新后迎来的不是新生，而是死亡。这个灰暗的结局透露出创作者的悲观绝望情绪，电影也因此缺少了人生能够重新来过的那种天启般的灵魂震颤感。

　　虽然电影中出现了贪嗔痴的佛教隐喻，并以猪、蛇、鸽子等动物意象，分别象征人物的痴念、嗔怒和贪欲，貌似要警醒世人消除贪嗔痴“三毒”，然而创作者对佛教教义也是持怀疑态度的。片中陈桂林曾在后山埋掉装有枪和衣物的袋子，这一细节蕴涵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味。很快，随着主人公发现林禄和利用佛教教义行骗敛财，这个意味便被反讽般地消解了。最终陈桂林还是挖出了枪，以杀止杀。创作者并不相信佛教关于放下、解脱的教喻，影片既不具备佛陀的慈悲、包容之心，也没有普度众生的意愿。

　　该片与“邪典”电影存在诸多相似。“邪典”电影的特征如下：富有争议的价值观表达；类型片外衣下的实验色彩；大尺度的血腥暴力场面；风格独特鲜明，甚至有些诡异；小成本、非主流，在特定年轻观众群体中颇受欢迎。电影《周处除三害》的价值观是怀疑主义的，绝望、悲观、虚无、愤世嫉俗，不免有些偏颇、狭隘，也引发了一些争议。电影吸纳了警匪片、黑帮片、犯罪片的桥段，却没有遵循这些类型片的模式，而是融入多种元素，具有一定的实验性。片中多处出现暴力打斗和血腥杀戮，尺度相当大，尤其是结尾处明亮的光线中陈桂林对一帮教众进行生死裁决的场景，风格诡异而独特，把暴力美学渲染到了极致，极大地挑战了观者的道德底线。此外，影片还带有超现实性，把陈桂林的生命力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多次受重伤仍行动自如，人物的强悍超越了真实逻辑，更像是创作者意念下的产物。

　　在投资动辄上亿的“大片”时代，《周处除三害》仅1000万的成本显然属于中小制作。这样一部电影能够票房大卖，原因有三：一是“网生代”成为院线观众的主体，他们对此类电影有较高的喜爱度。二是该片结合了台湾电影的“小清新”之风，渲染程小美与陈桂林朦朦胧胧的感情线，给影片增添了温暖的基调，不像传统“邪典”电影那么重口味，这也是其创新之处。三是对主人公进行了“魅化”处理，淡化了该人物的社会危害性，悬置了对其应有的道德审判，使观众对人物产生强烈认同，在其暴力杀戮中获得情绪宣泄的快感。

　　《周处除三害》拓展了电影美学风格的新样式，表达了对台湾社会现实的不满，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然而，该片的思想内涵却有明显的局限性，创作者拘囿于狭隘、偏激的价值观，沉湎于个人愤激情绪的宣泄，使影片陷落于怀疑主义的深渊，从而制约了艺术境界的提升。（周仲谋）

　　　　此文系频道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稿件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