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慧瑜 陈昱坤

　　当前，中国影视市场空前活跃，释放出巨大潜力。随着媒介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和产业生产逻辑的变化，文艺影视作品的创作机制、利润结构、传播途径等都被迅速调整，这也导致了两个必然的问题。

　　一方面，文艺作品因套路化、模板化和“泛娱乐化”倾向而被质疑“今不如昔”，创作者陷入一种思维定式，他们的主体意识和主观创作思路都不思进取，画地为牢。经过长时间探索后，市场筛选出了投入产出比最高的生产模式，作品“内涵”“思想性”“原创性”等都不是带来利润或票房增长的最核心变量，因此在资源分配上，给予这些要素的资源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造势”成为了爆款文艺作品的必修课，它们的宣传铺天盖地，借助大数据算法以及各种智能化媒介技术深度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通过广告机制与更下游的周边商品链接捆绑在一起出售；单纯凭借口碑来获得足够的票房变得越来越困难，营销和造势不仅意味着资方对该部作品的重视，也侧面展现了它背靠的投资实力。总而言之，当今文艺作品从生产到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已经越来越难以由观众意志所决定。

　　实际上，恰恰是因为当今的“泛娱乐化”作品隔靴搔痒、内容浅显、崇尚娱乐，反而使得它们被大量复制和传播。一部文艺作品事前所必须经过的那种呕心沥血的创作沉淀过程被架空，文艺作品实质性地被抽离了它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流水线化的文艺娱乐内容生产，只需搭建一个简易的展示平台，将高流量曝光度的人物、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各种文化符号和商品符号堆砌在一起，再凭借资源的天然优势就可以产出批量的内容。这种逻辑发展到极端，文艺作品就完全被剥离了它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成为承载商品符号、娱乐至死的空壳，赤裸地展示在观众面前，同时也丧失了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底线，展现出与消费社会一致的景观。一体两面地看，当文艺作品被观众视为纯粹的文化廉价消耗品，当它变得离人民大众的生活越来越远，也必然会摧毁现在大批文艺从业者最渴望的商品价值。

　　与此同时，文艺作品的审查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部分人将其简单理解为符合或不符合主流价值观，涉及或不涉及政治现实，暴力色情尺度大或不大，是失之狭隘的。创作的无逻辑、价值观的混乱，只会造成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学的中空。对文艺市场管理的强化，正是国家试图填补这个裂隙所作的努力。文艺创作管理部门要与国家宣传部门形成有效联动，在文艺创作中凸显真正的社会主义美学，尤其是产出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广泛讨论、能够创造和传播社会价值的作品，从战略传播的角度来统筹创作的全流程，使文化审查部门和国家宣传部门深度参与作品的生产和宣发之中。只有将文艺影视作品纳入国家传播工程的系统里面，充分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联系，提出一系列创作的宏观原则、方法，并给予更广阔的传播渠道，文艺作品的生产、审查、发行与传播各环节就有极大可能获得更紧密的连接与更密切的合作。

　　泛娱乐化本身是一种恶性循环，但从文艺创作的根源来说，文艺影视从业者在今天都内化了一种潜意识自觉，他们知道“什么可以说/不能说”“什么能赚钱/不赚钱”，甚至以自己有这种认知为荣。可是当这种思维成为创作者们思考的前提，迎来的就是文艺创作和资本市场的“双向奔赴”以及创作的去技能化。中国有大量的文艺影视从业者，完全不缺能够创作出高质量高水平作品的人物，近几年爆火的国产网剧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关键是，当他们将艺术院校视为该职业向上爬升的唯一通道，将行业内的潜规则视为生存的唯一法则，将市场和资方、观众对他们的主观审美视为塑造自身创作的唯一标准，那么给予他们的成长空间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影视创作、文学与新闻传播、传媒产业等等学科的教条化与内卷化，使得他们的现实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成长模式和个人选择也越来越单一。要突破这种困境，除了可以得到社会更多领域岗位适配性的允诺外，也应该主张去精英化、去区隔化、去圈层化的群众文艺实践以及更加丰富的文艺创作形式。

　　如何逆转文艺不接地气、过度娱乐、缺乏内涵的问题？这固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工程，但我们可以从微观做起，从教材理论、创作原则与方法、专业对口的容量等方面做起。如果我们真正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天，不让从业者固定化地将名与利作为他们个人价值的单一实现路径，不再背负沉重的“创作成本”与社会压力，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也许能走出一条更加开放、自由且更有思想与传播价值的发展道路。

　　（作者张慧瑜系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作者陈昱坤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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