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杜晓杰

　　以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社会化为框架，辅以“男求子，女求财”的利益冲突叙事，电影《朝云暮雨》在前期营销活动中就因题材的独特性引来诸多热议。再加之影片改编自号称真实故事的《穿婚纱的杀人少女》，现实主义加持自带的话题流量更是拉高了影片的关注度。然而，在将故事基调从原本的荒诞扭转到温情的影视化过程中，作品却尴尬地停在了荒诞与温情之间，折损了影片原有的艺术冲击力。

《朝云暮雨》剧照

　　在原作《穿婚纱的杀人少女》中，53岁的老秦从头到尾都是26岁的常娟骗婚圈套的受害者。常娟的骗婚盘算，在刑满释放之前就已经对齐了颗粒度，只不过在遇到老秦之后加了“我有点儿恋父”的说辞，将陷阱织得更牢。可怜的老秦在痛失近乎一半的拆迁款后，还受累于有名无实的夫妻身份，不得不照顾寻死致瘫的常娟。小说以“两趟死缓官司熬了过来，而这段婚姻，老秦怕是熬不过去了”作结，为故事赋予了荒诞的内核。

　　然而，到了影片中，这种荒诞性被尽数剥除，光影流转的中心悄然变成了温情以及在此基础上构造的救赎。影片花了大量的镜头表现老秦和常娟关系的升温以及变化，给人一种“刑满释放人员因为爱情而脱胎换骨步入新的人生”的审美期待。如果按照这个叙事逻辑，影片的主体内容应该是老秦和常娟在经营这段关系中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常娟如何被老秦的真心感动而放弃诈骗，转而用真情获得老秦的支持，完成了自己的悔罪救赎之路。最后的结局，也应该是两个重获新生的人在漫天烟花中开始了真正全新的生活。但是，影片的发展却并未按照上述逻辑展开，老秦的真心没有获得回报，从头到尾扮演着一个被常娟欺骗拖累但无怨无悔的“老好人”角色。原本双向互动的救赎故事，最终成了大龄中年男子单向度自我感动的“圣化”故事，不仅引起女性观众的恶评反噬，更用“荒诞的温情”窄化了影片的价值尺度。

　　相较于老秦的精明世故，常娟这一角色则没有体现出成长性。常娟从出场到退场都保持着单一的“观众印象”，那就是病娇、作精、诈骗犯。在感情线上，老秦对常娟的态度呈现出丰富的变化纹路。从起初的抗拒，到后来以生孩子强迫，再到后来放弃生孩子的要求，直至最后无悔地照顾瘫痪的常娟，老秦有情有义的形象得到了全面的挖掘和展现。常娟则从头至尾都以赎罪为唯一生活目标，而赎罪的途径就是践踏老秦的善良与真心。常娟感动于老秦的诸多行为，穿着老秦购买的婚纱跳江自尽，这些行为由于缺乏必要的铺垫与细节，使得其对于常娟性格形象的多维开掘并未做出太多贡献。可以说，周冬雨在影片中成功塑造了一个“太妹”形象，也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太妹”，与老秦并没有任何深层次的情感和人性的共振交融。

　　为了强化常娟的人设，演员的表演风格显得越发疯癫“抓马”。此外，电影还调整了常娟与老秦的年龄，将常娟犯下命案的年龄提前至14岁，而她与老秦的年龄差也从27岁扩大为32岁。这一调整，固然强调了常娟的冲动性格和老秦“慈父”般的“老好人”人设，但也扭曲了影片的爱情叙事，造成观众的审美抵制，并进一步固化了常娟自私无情的性格缺陷，使之难以与观众建立共情。

　　经过上述改造，影片最终成为对老秦这一“老好人”的颂歌，而常娟只不过是“圣徒”老秦自我成就之路上的垫脚石。正是有了符号化的常娟，老秦才摆脱了两次恶性犯罪的负面人设，成为众人交口称赞、倾力相帮的好男人。然而，这样的“男性凝视”故事，与温情无涉，更与荒诞无关，而是在温情和荒诞之间构筑了中年男主自我感动的精神空间。不仅老秦走不出这种封闭的精神空间，被束缚在轮椅上的常娟也同样走不出，电影观众更不愿踏足——作为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精神构筑物的电影，沦为自说自话的顾影自怜，自然无法得到共鸣与信任。

　　在宣发中，导演一再强调影片的现实主义品格，并多次申述“想死的人死不了，想活的人活不好”的故事内核。然而，真正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影片，应该围绕“想死的人为什么死不了”和“想活的人为什么活不好”这两个命题编织故事、塑造人物，以真实而丰富的人情、人性践行现实主义文艺的教化职能，而非简单地用两极化的扁平人物完成一个奇观故事的肤浅呈现，并将具有道德冲击力的艺术世界收缩为尴尬的虚假梦呓。《朝云暮雨》的温情叙事最终没能摆脱荒诞的纠葛，仅仅是这一步之遥，就注定了影片无法取信于人，并与现实主义渐行渐远的命运。（杜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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