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最近，柳青的小说佚作《在旷野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引起了文坛内外的高度关注。柳青以一部《创业史》进入文学史的著名作家序列，成就了“十七年”文学（1949年—1966年）的红色文学经典。“三红一创，保林青山”里的“创”，正是《创业史》。然而，很多人并不了解，在《创业史》之前，柳青还写过这本《在旷野里》。可惜它并没有真正完成，也没有公开发表，直到如今才与读者见面。

　　《在旷野里》在单行本出版之前，已经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2024年第1期，这是对其纯文学性和经典性的佐证。《在旷野里》的叙事方式、人物形象和文风笔法，都带有明显的“十七年”文学的烙印。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创作于1953年，故事背景大概在1951年，因此，它应当被视为早期“十七年”文学。这一阶段的文学命题，面对的是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以及出现的各种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一体化”的文学格局正在形成，“典型人物的典型形象”的创作理念也已萌芽。

　　具体到文本而言，《在旷野里》有一对非常明显的对比型人物，并由此展开具有较大差异化的支线叙事：柳青重点塑造的正面人物朱明山，是新到任的县委书记，工农干部出身的他，了解民生疾苦，工作方法讲究实际、注重实践；与之相对的县长梁斌，行事颇为浮夸，喜欢套用理论，还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

　　柳青设置了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情节，让两种不同类型的干部，面对突如其来的棉蚜虫害，展现出不同的治理思路和工作方式。虽然朱明山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始终在实践中思考，在工作中学习，了解民情民意，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在使用农药时，面对那些不了解农药科学效果的农民，朱明山也能耐心地引导，娓娓道来，丝毫没有一点官架子。反倒是自认为水平很高的县长梁斌，在群众面前颐指气使，还喜欢胡乱指挥，既不重民情，也不讲科学，只是为了完成所谓的“工作任务”。在强烈对比之下，读者自然会对朱明山式的新式干部，有更强的认同感，对梁斌式的旧式干部，有更强的拒斥感。

　　两种典型人物形象的背后，正展现了“一体化”文学格局之下的时代性。北大中文系的洪子诚教授，用“一体化”理论来研究“十七年”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经典范式。“一体化”的问题，在柳青写《在旷野里》时，并没有产生强烈的内在冲突感，而是积极地将本来可能产生矛盾的不同元素，以比较合理的形式融合在了一起，实现了批判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合流。比如，“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一度是左翼文学的经典写法，但如何处理典型革命人物的“生活感”问题，却让当时不少作家和评论家犯难。

　　当典型人物走向绝对的“高大全”形象时，就容易使人物失真，远离普通读者。实际上，像柳青这样的真正直面现实的作家，明显有远离臆造、崇尚调研的特点。在创作中，他会尽量让人物更具生活气息，哪怕是在革命宏大叙事之下，也要体现个人生活化的微观视角。

　　朱明山的情感线索，是《在旷野里》的一条暗线，虽然它并无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却绝非闲笔。比如，具有进步思想的女青年李瑛的形象，让小说的气氛变得更加温润，而朱明山对于妻子思想觉悟不够高的态度，也展现出柳青的某种价值寄托：让革命思想改造旧人，创造新人，不仅是针对革命行动里的人，也包括生活中的各种情形。换言之，从工作到生活，都有革命思想的影响，都有新风尚、新故事。

　　这种叙事理念，与19世纪以来的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也与20世纪初期以来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脉相承。柳青汲取了前人的创作经验，并加上了极具地域特色的陕北风情，才创作出《在旷野里》。这样一来，小说文本既有宏大的革命主脉，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契合，又有很接地气的地域文化特质，符合民间文化和乡土叙事的要求。这些元素在柳青的笔法下杂糅并融合在一起，这才造就了《在旷野里》的经典性。

　　《在旷野里》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从后来的《创业史》来看，柳青在50年代后期的很多创作理念，在早期就已经显现了出来。比如，柳青非常注重实践调研，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他辞去县委副书记的职务，扎根在皇甫村，住在极其简陋的屋子里进行创作。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采风”了，而是将自己完全融入书写的对象和环境中，变成农民的一份子，踏踏实实地搞创作。

　　以柳青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作家，不仅是在呕心沥血地写小说，更是以笔为旗，丈量辽阔土地，体察民情民意，探求合理的发展之道。从这个层面上讲，《在旷野里》更像是一部从几十年前“复活”的文本，它给今人带来的不只是文学上的思考，还有创作和工作精神上的启迪。（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