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芦花

　　中国当代文学中，“乡村”一直是重要的创作资源和叙述对象。

　　近日，著名导演谢飞的电影展在北京举行，期间由他执导的电影《香魂女》获得重映。该片于1993年上映，并于同年获得第43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一度登上华语电影的顶峰。影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著小说的深厚功底。电影改编自河南籍作家周大新在1990年发表的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如今30余年过去，重温这部作品，我们得以窥见周大新对传统乡村题材文学创作逻辑的突围。

　　所谓“中原突破”，其本质意义是要突破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原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地域经验主义的局限性。在这之前，中国乡村题材的小说共性远远超越个性，从未表现出显著的地域分化。作家们通常是以宏观的视角，全面而综合地呈现社会、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复杂结构，揭示社会发展或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与趋势。这种创作模式与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密切相关，柳青的《创业史》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进入80年代后，乡村题材逐步转向对地域文化和特色的书写。这一转变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预示着政治意识形态完全支配文学的时代结束了，是文学创作的进步。

　　80年代后的作家们呈现出群体性崛起的趋势，出现了如“京派”“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药蛋派”等以地域为标识的文学派别。他们深度挖掘并细腻描绘“地方”风情，创作风格与地域特色紧密相连。当我们提到路遥，自然而然地就联想到黄土高原；而贾平凹的代表作《秦腔》《商州》，仅从书名便能窥见其故事深深扎根于陕西的广袤大地。在众多地域性作家群体的演变进程中，中原作家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势崛起，成为这一趋势下文学界的一个现象级事件。

　　其中，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原作家群有着极为显著的“村庄情结”和“权力情结”，前者源自该地区深厚的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而后者则要追溯到河南历史上的城市功能。河南曾经长时期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使得权力结构和政治斗争在河南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作家们常通过刻画权力的腐败和斗争，揭示社会的不公与人性的复杂。李佩甫的《羊的门》和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便是其中的代表。

　　上世纪的中国，城市化水平较低，不同地区的农村往往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上述“在地性”作品的大量涌现可以用农村内部分化的概念来解释。然而，如今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超60%。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人们的生活经验已不再是单纯的乡土经验，而代之为较为复杂的城乡混合型经验。同时，乡村不再仅仅是地理概念上的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城乡二元对立，也已经逐步演变为小城市、县城与发达城市群、一二线城市间的对立。三四线小城市取代了户籍意义上的乡村，相对性地拥有了“农村”的身份。在全球化语境和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地域文化的封闭性已经不可能再存在。

　　周大新的小说则强调一种整体观，不仅通过个人经验展现个体或群体的具体生活情境，更关注这些乡村经验背后的社会群体构成、制度性因素和文化逻辑。他通过引入一种现代性的视角，将乡村叙事提升到一个更为宏观的社会维度。

　　在作品的主题呈现上，周大新与沈从文有着相似的艺术追求，正如沈从文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周大兴也极其关注对人性层面的刻画。同时，他的文字风格也保持着纯净和天真，小说总是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气息，充斥着理想的光辉和明亮的色彩，展现的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念。这种对真善美的持续追求，使得其作品具有普世意义上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

　　在写作方式上，几乎所有河南籍作家都无法回避对“权力”和“关系”的深入描绘。对“关系”的叙述是一把有力的钥匙，它能够充分调动作家的灵感、思维和对生活的观察，使他们在创作此类情节时激情四溢，李佩甫和刘震云便是运用此类技巧的高手。然而，当我们冷静下来，从作品中抽离出来时，就会发现这些“关系”虽然揭示了民族文明内部的精神方式和心理状态，但由于作者的过分投入甚至迷恋，常常仅限于经验性描述，例如李佩甫在小说《上流人物》中刻板印象式地描述农村人的无奈与城市人的傲慢。他们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和独立的价值立场，从而阻碍了作家通向“彼岸”世界，使其始终停留在“此岸”。

　　而对乡村经验的描述和作家的现代性思维并非截然对立，评论家质疑作家作品中的“恋土情节”并非是出于对题材高下的审判，更多考虑的是这种叙述模式或许会限制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社会视野。过于专注村庄生活的描写会强化作家对传统权力结构和伦理道德的依赖，这种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作家在处理现代性问题时显得封闭和保守。这导致他们对农村社会的书写仍停留于文化领域的价值判断，忽略了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更复杂的人性层面的内容，难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与典型的河南籍作家不同，在读周大新的作品时，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对这种“关系”的描写是克制的，与之相关的每一幕戏都控制在一定的篇幅内，事件交代完整后，很快便进入新的章节。他通过这种克制来完成对权力关系的解构，而解构的目的正是让读者感受到对权力的否定和批判，这就是从“此岸”跨越到“彼岸”的真正意义。这种写作方式，是作家对个人经验和群体性经验的超越。尽管作家仍然依靠童年的乡土记忆进行创作，但他为乡村经验找到了恰切的表达方式，使得乡土叙事告别了主观化和模式化的倾向。

　　当我们将“整体的视角”这一上世纪的文学创作经验放置于当今社会来看，会发现其似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周大新的作品通过“整体视角”的复归完成了对中原叙事的突破。这并非对旧有模式的简单回归，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文学叙事的一种重新审视与提升。（芦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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