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梁山最开始由王伦、杜迁、宋万创建，王伦执掌的梁山时代是《水浒传》中极为特别的一段内容。从叙事上看，王伦时代的梁山好汉，除了林冲，都与主线故事关联不大——白衣秀士王伦被林冲火并，摸着天杜迁和云里金刚宋万武艺平平，王伦死后，他们的“戏份”也变得极少。至于旱地忽律朱贵，在梁山实力壮大之后，他也渐渐成为了一个边缘角色。

　　然而，王伦时代的梁山叙事，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可谓十分重要，它不仅起到了打开梁山叙事的关键作用，也暗藏了《水浒传》的一条思想暗线：反抗压迫之路，从隐忍到抗争，从爱惜羽毛到决绝抗争。可以说，整部《水浒传》的主线故事都是如此，它“浓缩”在王伦时代，得以全部展现出来，或者说，王伦时代的梁山叙事，是对后来宋江“替天行道”叙事的预演。只不过，王伦时代的叙事主角是林冲，全书的叙事主角是宋江，前者走向了彻底的抛弃与新生，而后者则没能突破身份与观念的桎梏。

　　梁山第一次真正出现在读者眼前，就是通过林冲的视角来展现的。此时的林冲已经走投无路了，在柴进的介绍下，才不得不走上梁山。《水浒传》行文精妙，即便是那些书写风景的文字，也绝无闲笔。林冲眼中的梁山，很明显不是一个正面形象，与后来聚集英雄好汉后的景象差异很大。此时的水泊梁山，遍地杂乱的芦花，还有数不清的怪树，更有白骨骷髅、人皮头发……即便是梁山上的建筑，如断金亭、聚义厅，也笼罩着愁云、杀气，仿佛是个人间地狱。

　　施耐庵这样写，就是在暗示读者，此时的梁山就是个杀人越货的地方，是盗贼土匪苟延残喘的巢穴。林冲到了这种地方，根本没有一点快乐或兴奋可言，只会觉得极度悲哀。因为，就在不久之前，林冲还是个在京城有体面生活的军官，不仅有体制内的稳定工作，还有贤惠的妻子，温馨的家庭，如今，这一切都因为高俅那伙恶人的陷害而荡然无存了。林冲心中充满了怨恨，但他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甚至在野猪林都差点被董超、薛霸害死，幸好遇到鲁智深，才侥幸捡回一条命。

　　高俅用权力毁掉了林冲的幸福，这是来自朝廷的戕害。董超、薛霸则差点结果了林冲的性命，这对武功高强的林冲来说，也是极大的羞辱，在很大程度上践踏了林冲的尊严，让他不得不在那种腌臜的公差面前摇尾乞怜，实在可悲可叹。可以说，林冲不仅心有怨恨，也是带着满腔愤怒，被迫走上梁山的。但林冲也明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到了别人的地盘上，他只能尽量听话。

　　《水浒传》此处的细节叙事非常耐人寻味：“朱贵引着林冲来到聚义厅上。中间交椅上坐着王伦，左边交椅上坐着杜迁，右边交椅上坐着宋万”，林冲坐下来后，王伦便安排了梁山头领的排序，“便请林冲来坐第四位交椅，朱贵坐了第五位”。

　　从杜迁、宋万的排序来看，王伦是按照上山早晚来排座次的。但朱贵应该是在宋万之后上梁山的，却排在了林冲后面。施耐庵并没有给出这样排序的理由，但这正是“不写之写”的妙处。这样写有两层含义：第一，朱贵这个人高风亮节，并不在乎排名高低，他知道林冲有本事和威名，完全能接受排在他后面。第二，这个排名毕竟是王伦安排的，但他并不喜欢林冲，也不是在给这位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面子，而是给写介绍信的柴进一点面子，便让林冲坐在了第四位。

　　书中明确写到王伦当时的心理活动：“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人。”这段内容，其实已经暴露了王伦妒贤嫉能的本色，但仅仅是这一缺点，不足以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

　　王伦在人情世故上显然是不够老练的，他只想着别驳了柴大官人的面子，却没想到林冲此时此刻的感受。如前文所述，林冲心中的火药桶随时会爆炸，他已经是个走到绝路上的人了，若不能对他好一些，恐怕将酿成大祸。

　　逼得林冲动了杀心的事情，就是投名状事件。此事在《水浒传》中向来有争议，很多人不理解王伦为什么非要逼迫林冲去杀个人，才算纳了投名状，才算是梁山自己人。后来晁盖、宋江聚拢好汉的时候，可没搞过什么投名状，甚至要以礼相待，还担心人家不上梁山。王伦为何要这样苛刻地对待林冲？

　　极少有人代入王伦的视角理解这段叙事。若从林冲或朱贵的视角来看，王伦确实自私狭隘，没有当老大的胸襟。但是，从王伦的立场来看，与其说他担心林冲抢夺了他的寨主之位，不如说他担心林冲这样曾经有体面身份和生活的人，是无法真正服从的，这倒不见得会威胁王伦的地位，但会导致林冲与其他梁山人马貌合神离，最后陷入管理混乱的泥潭。

　　因此，投名状事件的本质，绝不是多数人认为的“为了表现王伦的小气”。若如此，真是太小看这些在江湖上混的人了。社会洞察力强的人，不难看出其中的深意。王伦的做法，说到底就是“服从性测试”，看看林冲忍受度如何，然后才好管理，就像驯化动物一样。林冲被王伦逼得非要去违背底线做事，去杀一个本来不该杀的人，就是失去自我主体性的关键一步。如果林冲真的去做了，他也不再是那个热血汉子了，就成了梁山上一具武功高强的行尸走肉，可以随时被王伦等头领呼来唤去。

　　林冲并没有为了交上投名状而杀掉一个无辜的人，却也陷入了一个难解的悖论：不杀人，就不能被梁山真正接纳，自己就得被撵走，而离开梁山，自己肯定被官府抓捕，早晚还是个死。若杀人，就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和底线，而且会彻底被王伦操控。

　　从创作的逻辑来看，到这里，故事确实是很难写下去了，陷入了无奈的僵局。而施耐庵选取了一个很妙的办法来打破僵局——插入杨志的故事，来帮助林冲“解套”。杨志路过梁山，与林冲缠斗在一起，王伦又请杨志上山，邀请杨志入伙，虽然杨志不同意，但王伦还是很恭敬地对待杨志，并当着杨志的面，顺便解决了林冲的“梁山编制”。

　　虽然林冲的故事至此告一段落，后面进入杨志的故事，但施耐庵又动用了“不写之写”这一绝招，隐藏了林冲在王伦时代的梁山的生活，其实也埋下了后来火并汪伦的伏笔。显然，林冲并没有真的被驯化，却借着投名状事件看透了王伦的本质——林冲的心思并没有真正在梁山安定下来，他对高俅、高衙内的仇恨，不仅刻骨铭心，还渐渐蔓延到王伦身上，等待着下一个爆点的到来。

　　这便是《水浒传》前期的叙事小高潮：林冲火并汪伦。林冲亲手杀掉王伦，背后是施耐庵“不写之写”隐藏的仇恨与压抑的怒火。在林冲脑海中，恐怕已经出现无数次诛杀王伦的场景了。只是他缺乏一个好时机，直到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和三阮来到梁山。

　　从叙事节奏来看，火并汪伦的故事层层推进，吴用的计谋与林冲的愤怒一拍即合，最终上演了一幕复仇大局。耐人寻味的是，毁掉林冲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高俅，王伦确实不算什么好汉，但最多也就是个阴险小人罢了，本来罪不至死。然而，他是逼着林冲丢掉人格尊严和回归正常社会的最后一个关键角色。王伦被杀纯属活该，任何人都不该不把别人当人看，何况是对待一个走投无路的优秀人才。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伦必须死，而且最好是以一种被林冲的虐杀的方式，才能完成他在《水浒传》里的叙事“任务”。如此一来，作者可以顺利地完结林冲这篇“单元剧”，承接、开启下一篇“单元剧”，同时让作者的情绪得到彻底解放，或为林冲的不幸遭遇流下眼泪，或为林冲的勇敢抗争行为叫好，不论如何，读者的感受都需要被作者充分考虑和支持，这样才能成就经典的文本。

　　对此，施耐庵埋了很久的伏笔，让林冲忍气吞声很长时间，也确实应该有个爆点了。否则，林冲就真的成了窝囊废，但他又没有宋江那样的“为国尽忠”“替梁山兄弟谋个好归宿”之类的崇高愿景，这个角色的形象必然会垮掉——这是读者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也是施耐庵需要避开的写作陷阱，否则花那么大的篇幅来塑造林冲的形象，就白费功夫了。

　　再者，王伦与晁盖，需要在此进行梁山叙事主角的新老更替。王伦的“老梁山”就是个打家劫舍的土匪窝，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而晁盖则有了一些英雄之气，能聚拢一些好汉上山。这样的叙事，不仅是角色和视角的转换，也象征着梁山的成长——19世纪西方小说里常见的“成长叙事”，在《水浒传》这样的中国古典小说里早就有了，而且成长的主体未必是人，一个拟人化的地点，或是某种思想观念，都可以不断成长。（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