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州大学文艺评论中心执行主任、文学院副教授 周仲谋

　　由徐峥执导并主演的电影《逆行人生》，可以说是今年暑期档引发最大争议的影片，甚至一度在网络上遭到抵制。评价现实主义题材喜剧片，主要是看影片在多大程度上触及到社会生活的真实性，能否引发观众共情，能否实现“笑中带泪”的艺术效果。如果标准再高一些，还要看影片是否传达出了对人生和生命的某种哲理感悟，让观众获得启示。从上述几个方面审视《逆行人生》，或许有助于驱散迷雾，看清影片的质地。

《逆行人生》剧照

　　《逆行人生》中的不少情节和人物设定，比如公司裁员、中年失业、房贷断供、外卖员发生车祸、白血病儿童等情节大都取材于社会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因此，影片会给人一种接地气的感觉。不过，《逆行人生》在对这些真实事件进行艺术剪裁和加工的时候，却没有围绕某一两个代表性事件深入开掘下去，而是采取了拼贴的方式，把很多事件叠加在一起，形成一种浮光掠影般的“照相”式反映。影片几乎涉及了所有与底层人民有关的社会热点事件，但每个事件都未能充分地展开，艺术开掘的深度明显不足。

　　在讲述主人公高志垒的经历时，也同样采用了拼贴的方式，将一大堆事件叠加在他的身上。为了让高志垒从中产阶层跌入外卖员阶层的经历显得顺理成章，除了让他被公司解雇，还安排了屡次求职被拒、被黑心“猎头”欺骗、父亲中风住院、房子面临断供、家庭开销入不敷出等一系列困难。这些生计难题驱使高志垒放下面子，加入了送外卖的行列。刚当上外卖员时，各种不公平对待纷至沓来：找不到地址、保安不让进门、超时罚款、被车撞，客户随意更改地址、让代丢垃圾、态度恶劣、随意退单、不接电话、给差评等。多重打击和不幸事件短时期内集中降临到一个人身上，固然增强了影片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效果，但也因艺术处理上的过度叠加而显得失真。来自生活的真实事件，经过高强度的戏剧化处理，却走向了真实的对立面，这正是我们在《逆行人生》中看到的“真实”的辩证法。

　　《逆行人生》通过高志垒从中产跌落底层的经历，将观察视角切入到外卖员这一职业群体，勾勒出该行业的工作流程和日常状态，塑造了老抠、大黑、杨大山、仇晓敏等人物群像，引起人们对该行业的关注，这是影片的价值意义所在。不过，影片对人物的表现更多停留在外部事件上，反映的也是行业生存的表象，没有深入人物内心，去揭示人物内在的情感和情绪冲突。例如，老抠夫妻在女儿患白血病后，是如何在痛苦煎熬中度日如年的？大黑除了要帮助不幸截肢的同事还债外，和家人是怎么生活的？影片对此均未交代。因此，片中的这些人物更像是符号化的存在，无法走进观众的内心，也就无法让观众对人物产生更深的共鸣。

　　事实上，影片在采取叠加的方式堆积不幸和苦难时，还采用了减法，即省略掉许多与人物内心情感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在表现主人公如何度过生存危机带来的心理危机时，影片简单地用“一个月后”“又一个月后”的字幕，轻巧地跳过了人物在人生低谷中的艰难挣扎和痛苦抉择。这样的省略，不仅隔绝了人物的内心，也放弃了人物在逆境和痛苦中的感悟和思考，更遑论给观众以启示了。

　　影片的成功之处，是对技术和“算法”的喜剧性嘲讽，以及对“算法”控制下人的窘境的同情和反思。高志垒被自己设计的程序“算法”裁员，颇有些自作自受的意味，反讽性非常强。外卖平台同样利用一套程序来对员工进行控制，对片中的外卖员来说，最恐怖的不是因超时被罚款，而是耳边不断响起“即将超时”的提示声音。影片在表现送外卖的过程时，采用了快节奏的画面剪辑，这符合大都市追求速度和效率的特点。从外卖员发生车祸后不顾伤势也要先把外卖送到的情节中，可以看出技术、“算法”、平台制度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外卖员的思维。而主人公在心情最差的时候还得进行微笑验证，也暴露出了行业制度的荒诞性。

　　然而，影片并没有沿着批判的方向发展，开掘出更深刻的人文关怀意蕴，而是转移焦点，将重心放在拼搏奋斗、逆境崛起上。影片对“算法”的态度也非常暧昧，一方面呈现了“算法”对人的“异化”，另一方面又倡导外卖员要积极适应平台和程序规定的时间，认为只要努力，找到最佳路线，就能够胜任工作，甚至成为“单王”。影片在临近结尾时还特意设计了“争夺单王”的励志性高潮戏，让入行不久的新人骑手高志垒击败了老抠、杨大山、仇晓敏等竞争对手，成为新的“单王”。在类似于“英雄加冕”的情节中，主人公之前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和挫折似乎都得到了补偿。影片还让高志垒因设计“路路通”软件得到公司高层的关注，暗示他有可能重新跃入中产阶层。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该软件被平台采用，按照新速度重新制定时间限制，外卖骑手们将被困于新的“算法”中，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

　　或许意识到励志的情节缺乏足够说服力，影片给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退守”，即让主人公卖掉需要月供的大房子，搬进了地段偏僻的小房子。搬家过程中，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坐在路边吃盒饭，展现了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奋斗多年，一切归零，重新回到原点，一家五口是如何做到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处境的？影片再次采用“减法”，用“一个月后”“又一个月后”的字幕，跳过了难以交代的具体过程。这种省略和跳跃，其实回避了真正的问题焦点。

　　《逆行人生》不追求现实本身的“生活流”式表达，也无心或无力进行深邃的哲理思考。其喜剧式的嘲讽亦是点到即止，很快转移到“励志”和“自我解脱”上。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喜剧，《逆行人生》对现实的关注、反映，都需要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艺术真实与艺术虚构、艺术性与商业性等维度，予以进一步的观照和反思。（周仲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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