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莎莎

　　顾长卫的电影新作《刺猬》改编自郑执的短篇小说《仙症》，从少年周正（王俊凯饰演）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他成长过程中与姑父王战团（葛优饰演）共同经历的故事。影片通过独特的视听语言和多重隐喻性的叙事，在葛优等演员精湛演技的加持下，成功塑造了生活中的“异类”人群勇敢对抗市侩主义和犬儒主义社会现状的理想主义故事。该片入围2024年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最终获得“最佳编剧奖”。2024年8月23日在国内上映后，电影也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可以说导演顾长卫较成功地在文艺性与商业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赋予影片一种温情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为今后类似国产影片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人物塑造上，电影《刺猬》主人公王战团的形象细腻完整，他时而疯癫、时而正常的状态有其背后成因，且能让观众充分达到理解和认同。王战团因举报船长走私而被关禁闭，渴望大海的他在海上被关了两个月没有看到一眼大海，从此开启了他的“疯癫”人生。“以葱为翅，屋顶跳飞”“指挥刺猬过马路”“徒手抓烟”等种种行为都让他成为家庭和亲朋好友眼中的一个“异类”，而王战团种种荒诞行为的背后其实都有其合理性。例如：“刺猬”贯穿影片，是民间所迷信的“白仙”，是赵老师口中的“爹”，代表着社会的权威秩序。王战团为了治腿而吃掉刺猬，象征着他本人与社会权威话语的决裂，这一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他想体面地参加女儿婚礼，疯狂行为源于对女儿的爱。这些设计表现了王战团作为父亲和丈夫的悲情一面，让观众通过这种疯癫来感受特殊的人类情感。

　　电影在生活细节中加入大量喜剧元素消解压抑和沉重，反射出主人公对抗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透露出其稳定的内核，从而达到了一种电影情感的内外守恒。在面对周遭社会的种种压制时，王战团常说的一句话是“应该吗？不应该啊”，他始终通过这种平淡坚稳的语气与社会上的各种世俗偏见进行着不懈抗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演员葛优以一种精湛、充满戏谑气质的演技，把王战团这一形象的超脱、旷达和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使得观众并没有在人物的疯癫与超凡之间感到割裂。

　　电影《刺猬》的视听语言力求帮助电影兼顾现实表达和形而上的精神表达。片中大量的倾斜构图打破了视觉习惯并制造出一种混乱感，以此有意强化主角非常规的人生，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歪曲失衡、焦躁压抑的世界，去体会王战团对现实的主观感受。镜头还多次给象棋的棋子“兵”特写，当王战团帮助周正解围时，红色“兵”的滚落致使他不断奔跑，跑过隧道，游过河塘，这隐喻他作为象棋中最弱的“兵”，渴望跨过那条河追寻自己。在色彩上，导演顾长卫沿用以往作品《孔雀》《立春》《最爱》中的色调美学，使用饱和度较低的青灰色来再现时代的压抑氛围。特别是当赵老师每次出现时，阴暗的灰黑色调隐喻着封建迷信思想对人的精神压制。与冷峻的灰黑色调相反，导演将王战团与周正出场的画面设计为暖黄色调，以此来反映两位主角的温暖内心，也暗示着他们与外部世俗环境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电影《刺猬》的叙事节奏也介于“悬浮”与“现实”之间。“悬浮”体现在众多隐喻性的象征符号导致了故事的概念化倾向，影响了电影对部分角色的人性挖掘力度。例如，周正作为片中主角之一，他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始终紧张，脾气暴躁的父亲经常对他恶语相加甚至拳打脚踢。周正的“失语”或许也归因于这种家庭环境，片中父母从来没有认可过儿子，年幼的周正根本无力反抗压抑的家庭。然而，靠着考上大学逃离家庭七年后，原本坚持不原谅父母的周正，转眼间就与父亲和解了。这种缺失合理逻辑的人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题的建构，让电影节奏处于“悬浮”状态。好在周正故事线的“悬浮”最终被王战团的结局给拉了回来，电影结尾两人畅游在海中，这种意象化的表达暗示着两人都迎来了人生的超越。

　　总体而言，《刺猬》表达了一种温情的魔幻现实主义，虽然对比原著小说它缺少了些许锋芒和犀利，但它认真探讨了原生家庭问题以及“异类”人群的生存困境问题，展现了时代洪流下社会思想的偏狭，引发了观众的深度思考。对比顾长卫前作《孔雀》的悲凉风格，电影《刺猬》的改编抛开了晦涩与深刻，拥抱热点与通俗，从而更易于被观众理解，也更符合市场需求。电影对大众已习以为常的社会弊病进行了深刻批判和反思，成功表达了个体应当勇于反抗社会偏见、坚守自我初心的理想主义愿景。

　　（作者系新乡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