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文杰

　　李修文的散文作品一直备受读者喜爱，诸如《致江东父老》与《山河袈裟》等散文集，皆承袭了中国古代文学之精髓，以其丰沛的情感令人叹为观止。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极具辨识度的写作者，他的小说也毫不逊色。他的新作《猛虎下山》不仅展现了其作为散文家的“文气”与真挚情感，更体现出小说家的非凡才情。尤为重要的是，我们从这部作品中能看到一种难能可贵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

　　《猛虎下山》在讲述“九十年代”下岗故事的篇章里，彰显出一种深刻而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不仅仅是对一个时代的记录，更是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复杂面向的深刻剖析，细腻地描绘出历史洪流中的复杂人性。该作品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二十世纪末的关键节点——1999年，这一年既承载着九十年代特有的社会转型的复杂旋律，又微妙地交织着世纪末那份特有的深沉与灰色调。质言之，在《猛虎下山》的叙述中，1999年不仅是一个时间刻度，更是变革与挑战并存的时代缩影。

　　当时，一家钢厂因产能不足被沿海集团收购，新任厂长携带着下岗通知空降。炼钢厂的炉前工刘丰收，面临失业的严峻考验。在这危机时刻，“山上有老虎”的流言四起。刘丰收却从中看到了一线生机，毅然地加入了打虎队，以求在“下岗大潮”中保住自己的饭碗。随着情节的逐步推进，权力的异化令他心中燃烧起私欲的火焰。山上根本没有老虎，刘丰收用一夜间长出的白发伪装成白虎毛发，向厂长谎称自己与老虎搏斗过，从而受到赏识成为了打虎队队长。厂里的同事为了自保对他百般讨好，让他尝尽了权力的甜头。而谎言终被戳破，为了保住地位，他甚至披上虎皮假扮老虎。最终，刘丰收在权力的异化下彻底变成一只象征着权力的老虎，成为儿子带领的打虎队的猎物。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人心中的幽微与复杂、命运的脆弱与无常，被李修文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种对复杂历史主题的独到处理，对人性深度的深刻挖掘，体现了一名成熟作家的勇气与担当。

　　从文学母题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李修文对人性异化的阐释，继承了中西文学经典中的“变形”母题。比如说卡夫卡的经典小说《变形记》，通过刻画变为甲壳虫的萨姆沙，有力地批判了现代性带来的人性异化问题。再比如说被誉为“中国的卡夫卡”的作家残雪，在《山上的小屋》中描述父亲变为了一只哀嚎的狼，控诉的是特定历史时期下权力压迫所带来的精神扭曲。阎连科的《受活》同样通过书写侏儒女孩的变形，批判消费主义浪潮对道德的侵蚀。《猛虎下山》的文学语法同样如此。李修文通过书写“人变虎”的故事，表现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值得注意的是，李修文并未停留于单向度的批判，而是通过张红旗等配角的平行叙事，展现权力异化的群体性特征，这亦是一种继承了鲁迅传统的国民性批判。

　　从时间维度来看，九十年代不仅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更是个体命运与集体记忆剧烈碰撞的场域。近些年，有许多表现九十年代生活面貌的文艺作品，譬如先前热映的电视剧《繁花》，刻画了九十年代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大上海；改编自阿耐小说《不得往生》的电视剧《风吹半夏》，讲述的是九十年代时中小企业家不懈奋斗的故事；电视剧《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则以史诗级的气魄，呈现了各种类型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洪流中做大做强的故事。这些作品，都以有筋骨、有格局、有温度的表达，呈现了九十年代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样貌，以及人民的奋斗历程。

　　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呼应的则是另一种以“新东北文学”为代表的叙事脉络，讲述了九十年代背景下颇具人文关怀的“下岗故事”。但比起“新东北文学”，李修文的文学语法又有所更新。“新东北文学”以其独特的笔触，重返九十年代的历史浮沉，细腻描绘了国企改制浪潮中东北小人物的生活图景，展现了他们在逆境中的不屈不挠。而李修文的文学书写，则在此基础上深挖到了一个更为复杂且深刻的层面。他将叙事焦点从集体记忆转向个体精神困境，从外部生存压力转向内在人性裂变，勇敢地突进到了人性的幽暗深处。其次，《猛虎下山》依旧保留着东北文学中对小人物的关怀，字里行间的悲怆感又给这个故事带来了一种沧桑的意味。这种二重性，让《猛虎下山》的九十年代书写拥有了颇为独特的质地。

　　在这一意义上，李修文的写作无疑展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担当精神。他不仅有力地批判了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公与困境，更以一种“不顾一切地去爱”的精神，深刻关注并同情着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的小人物。这种写作，既是对鲁迅式批判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对当代文学的丰富。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力量——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也给予人们以希望与温暖，让我们在困境中依然能够感受到人性的光辉与尊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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