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嗣德

　　中国的民族历史，是一个在自我文化关照下有序演变的过程。先秦诸子的典籍是中国文化和美学思想的渊源，中国绘画的发展与先秦美学一脉相承。在先秦诸子中对中国绘画传统影响深远的主要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佛经哲学为代表的释家。《周易》《诗经》《楚辞》等也潜移默化地融入其中。

　　孔子认为，个体人格修养分为三个阶段：“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于诗”是一种感性学习的开始，是一种个人情感与客观世界相激发的感情释放；“立于礼”是肃穆、优雅、崇高的规范动作，是表现特定礼仪形式中的道德秩序，一个共识性的标准；“成于乐”即是艺术中客观道德精神的升华。在孔子看来，艺术的目的是为人的自我完善，所谓是“为人生而艺术，而不是为艺术而人生。”他主张“素以为绚”，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与魏晋尚“士”的精神是一致的标准。

　　老庄崇尚自然之美，“道”是宇宙万物本源的核心。老子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所谓“大音”“大象”是指宇宙中宏大的音响，震撼在宇宙间的本乎自然的律动，是指宇宙间生息变换的宏大图影，是宇宙间的辩证运动，顺其自然，求“无为”“虚静”之境，追求“致虚极，守静笃”“天人合一”的审美方法论，用心包太虚、空纳万境的意象体验和哲学观照，把人和自然的关系连在一起，生成一脉，而与宇宙并行。老庄轻视和否定人为的文艺而崇尚自然，道家美学是对于艺术美的超越，也是道家哲学思想核心外延的客观践行。尊重自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理念亦是从这一哲学观念中汲取，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影响深远。其精神指向文化核心，在知识分子和权贵组成的文人士大夫中产生了晋世的标准和共识，社会环境与个体命运的变迁，从外在的目的论的框架中，进入到自身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中的位置和生命价值的思考，这种思考，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君子尚“士”的风度与气节，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人格理想的确立。

　　笔墨逸趣、诗意语境是传统文人画的核心取向，也是传统中国画艺术的基本特征，更是中国艺术传承发展的根本品质。从汉代开始，画家已有三类：民间画家、文人画家、宫廷画家。绘画这种民间工匠的“手艺”，很早就被带到了上层官僚和知识分子中间。纵观中国绘画史，有一个不同于西方绘画史的特点，就是知识分子极早参与绘画活动。正因为知识分子极早参与绘画活动，中国的绘画理论特别发达。若从顾恺之的画论算起，就比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形成的欧洲绘画理论早了近千年。西方美术史中也没有诗歌与绘画有机结合的论述，希腊罗马精美的雕塑和绘画，也都是出于工匠之手，是作坊制的师徒传承关系。欧洲早期绘画，只记录经验性的技术方法，缺乏理论性，到文艺复兴时绘画理论通史才形成。意大利画家阿伯蒂（1435年）著《绘画论》，主张艺术模仿自然，并专门论述了透视、色彩和构图等。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也远远早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湖畔派诗”，中国的山水画也早于欧洲的风景画。西方的风景画是扩大了的静物，而中国山水画是缩小了的宇宙，造就了运动的山，运动的水，运动的宇宙。西方的风景画是一种物理呈现的视觉是临摹自然；中国山水画则是一种生命表现的形态。品中国山水画，其实是一种在画中的行走与卧游。陶渊明田园诗的意境，正是典型的中国文人的诗意语境。

　　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突出现象。中国上层知识分子参与绘画，造就了中国绘画的内在深度与精神广度。诗与画的结合，在中国文化传统基因上是同根、同质的水乳交融。诗意与绘画的融合，超越了绘画本身的现实意义，纵向提升了工匠制作“手艺”和绘画内涵表达诉求，使单纯的技艺之道继而进入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改变了绘画原始的地位与价值。中国画中的诗画联系也是苏轼明确点出其中关系，他在题《蓝田烟雨图》中有“维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评论。王维是诗人兼画家，他的田园诗和山水都以神韵见长，其内在联系十分紧密。高居翰指出，“诗意画在中国刚出现时，更多是被辨识和体验的。特别是苏轼（东坡）的圈子，并被追溯到唐代，那时的诗人由杜甫领衔，画家则由王维居首。”宋代士大夫文人画崇尚水墨写意一路，始于王维，诗意墨戏之风也由苏轼米芾等人对士大夫文人画高标，使得自顾恺之以来就有的士大夫文人参与绘画的传统得以大彰。苏轼的理论使参与绘画的士大夫文人们获得了优越的心理定位，使他们认为绘画，尤其是诗意水墨成为一种雅尚，从而也成为了最后符合他们文化身份的宣泄情绪的途径。而水墨语言对客观形象的表达，既有托物明志的寓意，更有别于职业画家的样式，具有婉约淡雅、豪放萧散的写意情怀。

　　中国画的写意品质起源于中国文人的意趣表达，文人画以写意为手段，不求形似，崇尚士气。然而，优秀的文人画仍然以写实为基础，提倡“以形写神”，标榜“士气”。所谓“士气”是指中国文人士大夫的道德人格与文化素养，以及忧国忧民的民族情怀。至于读书养气，多闻道以启发灵气，多行路以开拓胸襟，是传统文人品格修为的必然要求，亦是中国文化内涵的践行主张。由技而道培养鉴古之功力，审美之卓见，高旷之心胸；摹古与参悟自然，借以养成有为之法；参悟所得，随意挥洒，信手而来，不拘一格，无复痕迹，水到渠成，是中国古典写意绘画的魂魄所在。故而，艺术始于写实而终于传神。

　　西方古典美学的中心是对美的研究，追求唯美、精确的表达。而在中国美学中美不是最重要的范畴，中国美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表达体系。表达唯美，更崇尚朴拙敦厚，稚雅朴素。哲学思想对美学的牵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化艺术与科学不同，它不是横向的超越，而是纵向的无限外延。

　　每一个民族都具有自我文化体系的母体胎记和不可替代的传承基因。传统的写意绘画虽然不是当今学院教学体系的主流，然而却是传统技能、传统审美的渊源基础。如何将中国文化与诗意语境的表达融入到现代水墨的表现之中，将中国画写意精神的民族标识带入当下世界多元化的视觉建构。如是，中国画的独特民族属性和美学观念，在当下水墨语境中仍是不可缺失的重要成因。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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