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长宇 李珍妮

　　电影《我的妈耶》以一本尘封的日记充当叙事载体，通过儿子张十一的视角回望母亲李东玉的生命轨迹，讲述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系。作为一部融合奇幻设定与家庭温情元素的喜剧，该片在影像风格与喜剧语言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破格”。然而，当形式创新被装入“喜头悲尾”这一模式化结构时，影片的叙事裂痕便也随之显现。对催泪机制的过度依赖，将创作动力不足与结构完整欠缺等问题，赤裸地暴露在观众面前。

《我的妈耶》剧照

　　“喜头”之肤浅：“快餐”笑料的堆砌

　　喜剧以引发笑为审美目的，借助情境、语言与动作的乖讹设计，使观众在理性期待的落空中释放愉悦情感。《我的妈耶》前半段为博观众一笑下足了“猛料”，各种语言梗倾倒而出，艺术形式频繁切换，技法如同“接力”般转换。但由于“包袱”设计过于繁密，笑点铺陈并不精巧，导致影片观感内容过载。

　　在形式层面，影片融合了默片、贯口、特效等多种手段。儿子张十一翻开日记本，一段默片风格的倒叙登场，勾勒出李东玉的人物轮廓。作为回忆的一部分，默片以黑白影像、夸张肢体、抽帧处理的形式，与这一部分的叙事基调相吻合。然而，随着喜剧手法不断加码，逐渐显露出形式大于内容的倾向。例如，李东玉与王彩霞初识之际，面对刘皮孩的报复，王彩霞以一段超长贯口制造笑点，但语言生硬苍白、脱离情境，给人用力过猛的感觉。由此，影片的喜剧策略便悄然滑向“以量取胜”，并进一步叠加大量视觉特效。师父跳霹雳舞的炫目特效、王彩霞“黑化”的烟雾幻变、李东玉陷入爱河的爱心泡泡……这些手法配合浓重的暖色调，试图为回忆镀上一层怀旧光晕。然而，从默片穿插到贯口刻意加速，再到特效密集轰炸，虽然喜剧手段不断加码，但影片不仅因缺乏内在联系而显得苍白，同时也回避了“期待落空”所必需的结构性编排，暴露出剧作内容的单薄。

　　在情节设计层面，动态变化的李东玉遗像暗示着一种跨时空的荒诞指引，这构成了故事内在的因果链，是连接一家三口的感情脉络。喜剧的落空感往往需建立在观众的合理预期之上，然而《我的妈耶》中的巧合多是“天降神仙”式的生硬嫁接，观众要么轻易猜中下一个情节，要么在频繁的巧合中彻底丧失期待。影片“异时空”的设定也未能真正融入叙事当中，观众预期的秩序未能建立，笑便不再是情感的自然释放，而沦为机械的触发。

　　总之，《我的妈耶》在“喜头”部分过于依赖外部技法的拼贴与生硬的奇幻设定，而非源于情境与人物内在的张力。形式接踵而至，剧情节奏却机械卡顿。当笑的“猛料”脱离期待与落空的合理配合，便只剩喧闹，而非幽默。

　　“悲尾”之刻意：断裂的煽情升华

　　《我的妈耶》在前后段的叙事节奏和影像风格上存在明显的断裂，体现在情感逻辑与叙事逻辑的脱节，影像风格的突变、对喜剧深度的舍弃、对喜剧节奏的背离，这使得影片偏离了真正的喜剧美学。

　　影片的关键转折点是李东玉母亲去世。此前，画面以红、橙、黄等暖色调为主，配合高饱和度的视觉风格，营造出怀旧温情的氛围。此后，影调骤然转向以蓝、白为主的冷色调，强势宣告叙事基调的转变，暗示李东玉进入更为艰难的人生阶段，向“悲尾”递进。前半段出现的黑白照、小狗引路等奇幻设定，本可成为后半段生死抉择的隐喻或情感铺垫，却被导演舍弃。日记作为道具也被有意分为两本，一本是好玩的奇幻冒险，一本是好哭的生离死别。转折前后，主人公的人生境遇形成两种极端对比，但二者只是简单并置，而非相互渗透。与此同时，情节发展也被按下加速键：母亲去世、自己查出癌症、怀孕期间面临生死抉择……每一次打击都像“从天而降”的剧本安排，“命运多舛”的设定与依赖巧合推进的转折，让观众如同游戏任务线中被拉扯的NPC。

　　影片行至结尾，导演先是埋下勋哥工厂着火的伏笔，让张十一在火灾中陷入与母亲相遇的幻觉，随即大篇幅展开“假设李东玉在世，她将如何见证儿子成长”的情节。在背景音乐的烘托下，爱情与亲情的双重“泪弹”最大程度地刺激观众泪腺，让“悲尾”愈发沉重。就在这份悲伤即将收束之际，影片突然揭示李东玉日记中三个不同称谓的男人，实则是同一个人（勋哥）的真相。这一明显反转，意在通过制造预期违背来释放喜剧张力。然而，当如此精巧的反转被安放在一场浓烈的煽情之后，它非但未能真正消解悲伤，反而将影片此前平实温情的叙事映衬得更为断裂。

　　“前喜后悲”的“分体式”结构，如同被硬性拼接一般，前半段积攒的人物与线索在后半段被悄然搁置；后半段的情感冲击也未因前半段的喜剧铺垫而获得加成，反而因前半段过于依赖外部笑料，导致观众始终未能建立对人物情感的认同。进入催泪环节后，影片只剩尴尬。

　　创作反思：固化结构引发的思维惰性

　　误会、化解、升华是喜剧的常见结构，也构成了情感递进的链条。《我的妈耶》后半段几乎完全抛弃这一内在节拍，转而投入亲情伦理剧的怀抱。当创作者预先设定“前半段负责笑、后半段负责哭”的程式时，它便指向了将哭与笑分离的路径依赖，类型喜剧的内在统一性让位于外部情绪的强行切换，沦为一套标准化的催泪程式。

　　“喜头悲尾”模式本质上是创作力不足的一种妥协，它将喜剧形式和悲剧形式进行简单杂糅，是一种思维惰性。悲剧的力量，在于主体面对苦难与毁灭时，作出超越性的选择，进而迸发出折射生活真相的深刻情感。《我的妈耶》虽然引入了疾病书写，如李东玉为顺利生产而选择放弃治疗的情节，却触及了代际交替中的伦理选择。然而，当大量的两难选择接踵而至时，在煽情音乐、旁白式语言的衬托下，影片对“悲”的考量似乎止步于“悲的情绪”，而非“悲的内核”。这种灌输式的煽情，反映出导演为达成“悲尾”而迫使喜剧让步的创作思路。喜剧叠番的受阻由悲情上位补缺，生硬拼接最终造成作品审美的“悲剧”。

　　疾病书写采用“喜头悲尾”，看似讨巧，实则暴露出对喜剧深度的肤浅认知。其本质是在消费观众的情感，而不是实现人生态度的升华。若疾病书写能跳出一味释放“催泪弹”的模式，融入荒诞、无厘头等多元喜剧手法，或许才是喜剧艺术升华的新路径。

　　“喜头悲尾”之所以近年来反复出现在国产喜剧中，并非偶然，而是一种被市场验证过的“安全”策略。从《缝纫机乐队》到《独行月球》等商业片，都使用了这样的模式。它能够以笑声降低观众的观看门槛，再以泪点完成情感升华，从而在宣发上实现“有笑有泪”的卖点。然而，当一种结构被反复套用，便从叙事工具变为创作惯性，甚至成为一种畸形的风气。“喜头悲尾”不仅造成叙事割裂，更暴露出思维惰性。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喜剧创作的发展方向。

　　家庭温情喜剧本是呈现社会现实复杂性的有效载体，其叙事应当通过合理的情节铺垫与可靠的情感逻辑来支撑，情感应以完整的情节逻辑为依归，而非依靠色调切换与巧合堆砌来完成情绪转折。价值的强行升华能否令喜剧长青？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喜剧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的敏锐捕捉与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呈现，而非套用一套“先笑后哭”的标准化模具。真正的喜剧，从来都是“长”出来的，而非“拼”出来的。

　　（作者刘长宇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李珍妮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课题“中国电影中残障形象的塑造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5BZW14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