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渐新

　　中国古代很早就懂得用典型人物教化人心、规训秩序。相传，唐参军戏的由来，是皇帝命俳优扮演贪污官员，在宴会上当众嘲弄，以儆效尤。这种传统，从史书传记延续到视觉纪念。汉宣帝刘询始创麒麟阁绘功臣像，至唐代趋于顶峰——长安城皇宫内的凌烟阁，成为帝国表彰功勋、定义英雄的最高象征。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当科技能帮助人类留存活动影像后，人物传记电影从某种意义上取代了古代传记、肖像绘画、肖像摄影的地位。这一点，从各国早期人物传记拍摄的对象中也能看出。

　　传记电影几乎与电影艺术同步诞生、共同成长：1900年，法国导演乔治·梅里爱创作了首部有据可考的传记短片《圣女贞德》，以15分钟篇幅重现其人生重要节点。1905年，澳大利亚电影《凯利帮的故事》讲述了绿林匪帮头目奈德·凯利的一生；1921年，中国影人拍摄了罪案人物传记《阎瑞生》；1922年，苏联电影人拍摄了《彼得大帝》，法国影人拍摄了表现科学家的《巴斯德传》；1927年，阿贝尔·冈斯用一年半时间拍摄了《拿破仑》；1930年，美国导演大卫·格里菲斯拍摄了《林肯传》……从电影中的表现对象来看，政治人物、宗教人物、科学家等起到了向善的引导作用，罪犯生平则以警示作用为主。

　　海外票房数据显示，漫威曾以《复仇者联盟4》（2019）创下27.99亿美元票房峰值，但疫情后持续疲软，2021年《黑寡妇》仅收3.79亿美元，后续数年冷热分化、整体低迷。超级英雄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然落幕。

　　为对冲超级英雄题材的衰退，好莱坞迅速找到低风险的“现金牛”——音乐传记片。《奥本海默》仍属作者化传记（目前影史传记片票房最高，全球9.75亿美元），但工业体系真正押注的，是自带流量与情怀的流行乐巨星。

　　2018年，一部关于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默丘里的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揭开了这个品类的序幕——超过9亿美元的全球票房验证了“顶级音乐IP+粉丝情怀+颁奖季公关摘奖”的强大商业公式。此后，《火箭人》（2019）《猫王》（2022）《摇滚诗人》（2024）等接连登场。2026年，《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将这股浪潮推向新高——尽管该片的媒体口碑不佳，却取得了全球首周约2.17亿美元的高票房。

　　这种趋势不得不让人思考，巨星音乐传记片为什么会成为好莱坞新宠？

　　新冠疫情后，全球影院观影人次有明显下降。当观众变得挑剔，好莱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IP”。超级英雄电影的审美疲劳为音乐传记片提供了绝佳生态。讲述人们本来就熟知的巨星生平，凭借其固有的知名度和情感共鸣，不失为一种风险极低的创作选择。

　　好莱坞音乐传记片的商业模式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音乐产业与电影产业的联姻堪称完美——电影能为老歌带来全新的听众，重新激发市场活力，而情怀老歌是其中最大的情感联系和卖点之一。

　　音乐传记片自带三重优势：金曲提供听觉保障，巨星自带粉丝基本盘，角色极易冲击表演奖项。片方再通过“流媒体预热+短视频裂变”的方式进行传播，形成了稳定爆款打造模式。电影票房、原声带回流、版权重授、周边开发构成完整产业链，实现怀旧情绪的一站式变现。

　　这种依托流行乐明星的传记电影，藏着制片方天然的市场算计——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在社交媒体时代，明星本人已经能精准控制公众形象。因此，传记片的拍摄更像是名人与制片方的一场“合谋”——制作一个经过审计、安全可控的“精华版”名人故事。尽管这种做法时常因回避艺术家生活中的黑暗面而遭到批评，但这种安全叙事恰恰满足了主流市场的期待。这背后是舆论压力与授权方意志的博弈，也是一种商业上的精准算计：资本用银幕为巨星“塑像”，目的是将个人声望和怀旧情怀快速变现。

　　因此，票房大卖的《波西米亚狂想曲》《迈克尔》等，并非真正的“艺术人生”，而是经过高度提纯、符合市场安全的“IP衍生品”。逐利的制片方看重的是市场号召力、粉丝基数、版权库价值。一个已故巨星能否被“请进凌烟阁”，首先看他的音乐是否还在流媒体被反复播放，其次才是艺术成就。因此我们看到大量传主是流行、摇滚歌手，如皇后乐队、埃尔顿·约翰、猫王、迈克尔·杰克逊等，而非那些虽有故事性但缺乏市场吸引力的古典音乐家或小众艺术家。

　　今天的音乐传记电影，就是资本主义打造的影像“凌烟阁”。在这座影像凌烟阁中，导演拍摄，遗产委员会终审。家人与版权方手握叙事大权，删丑闻、弱争议、美化缺陷，最终呈现“净化版圣人”，而非真实复杂的人。这不是历史记录，而是资本与遗产方合谋的公关造神。

　　凌烟阁不向百姓开放，是皇家内部的荣誉象征。资本主义的凌烟阁则是敞开大门收门票的——票房、流媒体订阅、原声带、周边、演唱会重映……一个巨星可以反复被“画进”不同的传记片（比如猫王就已有多版），每一次都是一轮新的商业收割。有趣的是，当今的“凌烟阁”里还出现了生前预封。比如埃尔顿·约翰的《火箭人》，就是在他健在时拍摄的，本人还曾深度参与制作。这等于活着的传奇自己盖章认证了资本的“画像”，双方合谋完成一次价值共振。

　　简言之，此类人物传记电影是一套用影像为名人封神、并以此循环利用情感价值的工业系统，它不像传统纪录片那样追求客观考证，而是有着明确的筛选标准（谁值得被记住）、叙事目的（放大功绩，弱化黑暗面）和阶层功能（维持符号秩序，驱动后续消费）。

　　当然，两者也有一个根本区别——凌烟阁的画像不会改变历史，但传记片会反过来改写大众对历史的记忆。当年轻人通过《波西米亚狂想曲》去认识弗雷迪·默丘里时，他们看到的其实是资本精心修剪过的“虚拟名人”。这种“记忆的私有化”，比任何单纯的商业行为更值得警惕。

　　当代西方影视理论常弱化作品对观众的影响，但创作者仍应清醒：你选择书写谁，就是在定义什么是成功、什么是价值、什么值得被历史记住。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人是丰富而多样的，反映人的传记电影亦然。关照时代、照见人，而非资本封神的牌坊，是艺术作品与艺术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孟渐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