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金平

　　电影《神探之痕迹》（以下简称《痕迹》）并非虚构之作，而是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的事迹改编，时间从1971年延伸到2016年，跨度长达45年。影片的情节重心在案件侦破，主人公凭心细如发的洞察力和缜密推理，完成对真相的挖掘、对真凶的缉拿。但它没有满足于此，在人物刻画、时代侧影描摹上努力突破，同时流露出勾勒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变迁的艺术野心。

《神探之痕迹》海报

　　挖掘人物的精神高度与心理深度

　　《神探之痕迹》的片名已暗示，影片的主人公崔寻乃业界翘楚，甚至会让人联想到西方文学中如福尔摩斯、波洛等侦探。但《痕迹》有原型人物，不可能走标榜个人英雄主义的路数。因此，影片在崔寻身边设置分量相当的配角，协助其完成案件侦破。

　　法医黄仁德与刑警队长王卫国，二人不仅在工作中与崔寻紧密配合，更在性格上与崔寻形成互补或映照。崔寻为人克制内敛、低调平和，还有些执拗；黄仁德通透乐观、热情活泼；王卫国脾气火暴刚猛，甚至有点霸道粗野，但性格底色是坦诚直率的。崔寻破案依靠科学，相信物证；王卫国迷恋靠经验积累的直觉，甚至不惜用刑讯逼供的方式来取得口供。两人的矛盾，实际上是两种破案思路和价值理念的交锋。对比之下，黄仁德的工作理念与崔寻极为接近，人物之间的参差感不够，导致其存在感比较弱。

　　影片中的崔寻是工作狂，是眼光毒辣而犀利的天才，却离群索居，有时不近人情，因而不像一个社会人，也并非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当影片不断凸显他的纯粹与执着，实际上也在无形中将他与身边人区别开来，甚至与真实的烟火人间隔绝开来。当人物出现“概念化”的倾向，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外在行动就会显得高度一致，无法体现动态的变化曲线。崔寻从警几十年，从普通技术员成为屡开先例的痕检专家，似乎只是个人技术水平的提升，却难以在性格、价值观上体现其成长。于是，影片强调1971年的崔寻性格急躁，徐老师甚至认为他不适合干痕检。

　　但是，观众的困惑在于：崔寻甫一出场，虽因现场被破坏而忧心如焚，但这只是出于责任感和专业性作出的正常反应，并没有过激行为，因而很难被视为性格短板。但是，影片却要在这个比较刻意的性格起点中，为崔寻铺设一条成长线：为了克服内心的急躁，崔寻常年喝冰水；为了在枯燥的工作中静下心来，崔寻坚持跑步。只是，在观众眼中，45年过去，崔寻的外表逐渐老去，但其沉稳、专注、耐心却始终如一，只是变得更加睿智。

　　为了摆脱人物表面化和静态化的缺陷，影片进行了另一个维度的补救，即深入崔寻的内心世界，探询其愧疚、孤独、痛苦，甚至拷问其为人处世原则的心理依据。影片不断闪回崔寻在高粱地里寻找母亲的场景。显然，母亲的突然消失，对一个男孩造成了童年创伤，这使得崔寻一生都处于一种不安全感中，也导致他在面对世界时，会下意识地封闭自我。或许，观众会质疑这个细节的刻意与牵强，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使崔寻的形象更为饱满，而且部分解释了他的孤僻与较真。

　　拆解终极叩问，完成主题表达

　　《痕迹》面对一个终极叩问：崔寻工作的精神动力来自哪里？为此，影片除了从精神分析的层面，剖析崔寻内心的创伤，还在现实层面，通过一条传承脉络，对人物动机完成了更具思想高度的解释。

　　崔寻对黄仁德坦承，他最早接受的人生教育，是母亲从《明心宝鉴》中教给他的两句话：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这奠定了他一生的道德准则。17岁的崔寻参军，排长给了他一本《可爱的中国》，这使他恪守的善恶观，上升为一种爱国信仰：他的一切都是国家和组织给的，做人要有感恩心。再后来，徐老师告诫他：经过，就会留下痕迹。“痕迹”，看起来是指犯罪分子留下的证据，实际上也指做人的追求，希望拼尽一生，能给世间、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铭记和感念的证明。

　　在这条教导链条上，可以梳理出崔寻的心路历程：他以朴素的善恶观作为做人的底线，又在国家的培养中萌生朴素的报恩心，最终在追求人生高度的过程中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在影片的前两个案件中，常规的侦破手段已进入死胡同，唯有崔寻锲而不舍的钻研与大胆创新，让案件侦破有了转机。这看似源于崔寻在技术上的精湛与大胆开拓的意识，背后却是他对国家忠诚、对人民关切的人生信条在鞭策他。也就是说，崔寻每次介入一桩刑事案件，都是主动进入一个道德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作为受害者的“人”不再抽象，而变得无比具体。

　　影片结尾，暮年的崔寻与童年的自己和解。他意识到，这么多年经常梦回那个创伤性时刻，正是内心迷茫与犹豫的潜意识流动所致。而在一生的刑侦生涯中，他终于明白，“寻找”本就是一种人生常态，没有答案与终点；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追问，就是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回答。

　　用刑事案件描摹时代侧影

　　影片类似单元剧，每个案件可独立成为一个单元，片中主要涉及四宗案件：1971年冰城色魔案、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年公交车爆炸案、2016年系列强奸杀人案。前两个单元有相似性，都是表现崔寻如何开辟新的证据认定领域，一个是牙痕，一个是指甲。第三个单元体现了多学科协同作战的效率，第四个单元最为单薄，崔寻只负责收尾工作。四桩案件的时间节点并非随意选择，而是试图以点带面，完成对特定时代的烛照。只是，从最终效果来看，这种烛照时代的努力有太多牵强和力不从心之处。

　　在1971年的案件中，影片通过警察对案发现场的粗暴破坏、关键证据随意处置等细节，以及王卫国迷信人海战术、依赖刑讯逼供等手段，还原了那个时代对科学严谨的刑侦知识的漠视。1983年的案件虽然发生在“严打”的政治气候中，但影片对时代的洞察相当有限。在那个经济转型的年代，真正的社会矛盾，应该是个体在攫取财富时，如何面对法律与道德底线。因此，影片应聚焦投机倒把的张旭东与供销社主任之间的龃龉，尤其是在缺乏关键证据时，警方因为奉行“严打”的政策，如何对张旭东草率结案。但是，真凶却指向父亲位高权重的马朝阳，想让观众看到特权阶层在那个年代的嚣张跋扈，以及司法体系在公权私用面前的脆弱不堪。显然，影片没有抓住时代的真正症候。

　　199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也有部分人被抛下了时代的列车。公交车爆炸案的两个凶手，正是时代的“弃儿”：邹刚力是下岗工人，后来做了上门女婿且备受歧视；曹晨是失意的画家，觉得举世皆浊我独醒。更重要的是，邹刚力与曹晨是同性恋，不容于那个时代。可见，两人报复社会的罪行，与时代只有牵强的联系，最多只能归罪于那时的社会风气不够宽容，却没有时代的必然性。

　　《痕迹》巧妙地将缺乏动作性的证物归类、科学统计、严谨论证，化作主人公与外在和内心矛盾的激烈对抗。崔寻在四个案件中，先后面对落后的侦破思路与技术条件的限制、特权阶层对司法的干扰、证物繁杂带来的工作头绪混乱、证物残损造成的鉴定困难等挑战，并时刻面对内心的彷徨和道德的愧疚。虽然，影片在人物刻画、体察人心等方面有浮于表面或理解错位等缺陷，但它通过紧张的悬念设置和张弛有度的叙事转折，还是给观众带来了流畅的观影体验。更重要的是，影片始终强调，警察破案不仅是职业要求，更是一种人生信仰，是对“为人民服务”的积极践行。

　　（作者系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