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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抒怀

2018-05-02 10:19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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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科技进步一日千里。“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是怎样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的,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积累了何种艺术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电影如何把握机遇、献礼时代?记者日前就有关问题,采访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胡智锋。

中国电影,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抒怀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胡智锋

  光明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走过了怎样的发展道路,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胡智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抒怀,见证了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首先是1978—1988年,中国电影以开放多元为特征,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观和气象。当时,电影界有个说法叫“五世同堂”或者“五代同堂”。第一、二代的吴永刚、桑弧,第三代的谢晋、凌子枫,第四代的谢飞、黄健中,第五代的张艺谋、陈凯歌等五代导演,都处于创作状态,氛围空前活跃。

  这种开放多元,也表现在对多种类型的探索。一方面,《武训传》《早春二月》等一些老电影获得了解放。另一方面,引进了一大批欧美电影、拉美电影,让中国老百姓看到了域外的生活。在电影美学领域,既有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理论的学习。除此,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可谓文化热的一个精彩缩影。当时,从美术到音乐,从戏剧到电影,都在回望、寻根,在全球化视野中反思中国文化的深层问题。《泪痕》《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一大批深入反映现实的电影作品,值得关注。

  其次是1988—1998年,中国电影处于徘徊和探索阶段。经济建设如火如荼,这体现在中国电影上,就出现了一些阵痛。传统电影生产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化的影视制作机构刚刚起步,不够成熟和强大。中国电影业,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为了寻求市场,娱乐片应运而生,但因被质疑可能会泯灭崇高,而遭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那么,市场化究竟应该怎样探索?中国电影在试着调整节奏和步伐,来适应新的环境的需要。整个九十年代,中国电影还要完成一些重要的政治宣传任务和公共服务职能,遇到了一些问题和瓶颈。

  在迎难而上的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收获。例如,培育和开启了第一个电影频道,使得电影传播渠道从传统的影院转向电视。同时,一些新的电影类型悄然出现。例如,贺岁片的崛起,为处于低迷状态的中国电影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它们在传达百姓心声、带给观众笑声的同时,也在用喜剧的方式深刻地反思现实。

  然后是1998—2008年,中国电影进入培育新理念的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对电影来说,是参与全球竞争的第一步。此前,中国电影处于相对封闭的市场和环境,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在国内规划自己。之后,则一方面要保护国产电影市场,做好国产电影的规模和体量;另一方面,必须要接纳来自世界电影主要是好莱坞电影的冲击。这种开放,为中国电影带来了全新体验,也带来了阵痛。从最初的紧张、茫然,到慢慢找着感觉、找准道路,中国电影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

  期间,中国电影经历了产业格局的调整、类型探索的调整,也经历了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开启了立法的探索。这是一种全方位的调整和适应。在电影审查、立项、生产和传播,特别是对外传播方面,中国电影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工业体系和产业体系。

  最后是2008年—2018年,中国电影全面崛起并走向繁荣,努力成为一种与国家软实力相匹配的重要文化载体。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无论是工业化的探索还是市场化的探索,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管理,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电影取得了全方位的进步。特别是最近四五年,中国电影快速成长,有目共睹。在电影产业方面,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地位更加稳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对此,许多人都深有体会。

中国电影,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抒怀

  《芙蓉镇》由谢晋执导,刘晓庆、姜文主演,反映了建国以来多次政治运动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对历史进行了严肃回顾和深刻反思,于1986年上映。

  光明网:改革开放四十年,影响中国电影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胡智锋:中国电影的发展,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是政治因素。在进行政治动员、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方面,电影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无论是谢晋的家国情怀还是冯小刚对于生活与世界的洞察,不管是张艺谋唯美的艺术追求还是陈凯歌的哲理性思考,其实都不例外。那么,中国电影如何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起到提振国民精神的作用?例如,改革开放初期,需要解放思想、面向未来。一批饱含家国情怀的电影作品,在呈现和反思当中,满足了开启新未来的政治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电影自身也获得了发展动力。

  其次,是经济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融入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当中,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由电影引申和延伸出的若干上下游产业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在丰衣足食之外,有了更多的精神文化需求。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正好可以填充这种精神空间。

  再次,是文化因素。文化发展的迫切需求,也给中国电影提供了机会。电影既可以创新艺术创作手段、表达方式,又能起到制造社会话题、宣泄社会情绪的作用,还提供了一种休闲娱乐的生活方式。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中国电影获得了密切关注、充分发展。

  最后,是社会因素。社会,是指在特定环境下共同生活的人群。社会需要电影,电影是凝聚社会的一个重要动力。通过看电影、聊电影,唤起一些共同记忆,人们可以释放情感、交流思想、寻求理解、切磋学问、探讨人生。

  诸如此类的因素,不断推动着中国电影向前发展。反过来,电影的繁荣也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中国电影,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抒怀

  《我的父亲母亲》由张艺谋执导,章子怡、郑昊、孙红雷主演,根据鲍十小说《纪念》改编,以自传性质讲述了父母当年的动人爱情,于1999年10月上映。

  光明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有着怎样的内容格局和产业格局?

  胡智锋:说起电影,大家首先想起和记住的,当然还是内容本身。从内容格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主要形成了三大类型: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

  一是主旋律电影。因为具有中国特色、代表主流价值,故不可或缺。例如,对重大历史事件、时代风云的记录和纪念,包括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长征、三大战役、新中国成立等。通过讲述具体事件,来展示伟人气魄和领袖风范。除此,还有一些小处着眼、以小见大,描摹生活景观、反映社会进步、讴歌英雄情怀、弘扬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佳作,均可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例如,我们之所以对谢晋的电影有那么高的评价,就是因为很好地记录了现实生活,并对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二是商业电影。一点点寻找商业元素、市场热点和观众认同,中国电影形成了独特的魅力。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商业电影开始探索发展;九十年代中后期,慢慢走向成功。例如,贺岁片作为讽刺喜剧系列的一种类型片,可谓商业电影中比较成功的一种。除此,《少林寺》《卧虎藏龙》《英雄》等一些武侠片、功夫片,也是商业电影的重要类型。还有一种,是在学习欧美电影的基础上,来探索中国式表达的商业电影,以家庭伦理片为代表,往往以悲情为主打、以催泪为特点,包括《泪痕》《唐山大地震》等。

  三是艺术电影。艺术电影,也称文艺片,往往以独特的眼光、构思和手法,来表达对人生、世界的思考和体悟,带有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酝酿着创新的元素、丰富的情感。例如,第四代导演谢飞的《我们的田野》《本命年》,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的《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霸王别姬》等。如果没有文艺片,中国电影在挖掘和表达人性的深度方面,肯定是不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文艺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去年8月上映的《二十二》票房过亿,说明文艺片有复苏的趋势。

  产业格局方面,中国电影也可圈可点。2012年—2018年,银幕数量从不足一万块涨到五万块左右,电影产量从每年两三百部增长到近千部,票房从百亿上升到近六百亿,不断创造着历史之最。影视制作机构,从十年前的几百家,发展到如今的三千家左右。从业人员,从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十万人左右,发展到如今的百万大军。中国电影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再看投资。过去可能只有单一的国家投资,或者靠自由票房。这些年,我们看到了房地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参与。在这个格局当中,中国电影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也在延伸。期间,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景观:中国电影与城镇化建设,或者说现代化的推进密切相关,获得了历史性的机遇。房地产、零售业、金融业等的发展,通常伴随着影城的建设。电影产业的壮大,有赖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又反过来推动了经济发展。

中国电影,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抒怀

  《马背上的法庭》由刘杰执导,李保田、杨亚宁、吕聿来主演,讲述了云南山区基层法官老冯骑着马驮着国徽,翻山越岭为山民们断案的故事,于2006年9月上映。

  光明网: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当中,电影文化处于怎样的地位,发挥了哪些作用?

  胡智锋:电影不仅是一个产业,内容本身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电影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电影文化在我看来,至少涉及三个体系:一是艺术文化,二是大众媒介文化,三是休闲娱乐文化。

  从艺术文化体系来看,电影以影像的方式呈现现实、呈现历史,留存人们的记忆,唤起人们的想象。从2D到3D,从黑白到彩色,从小屏幕到大荧幕,电影这种高科技、技术性的探索,直接拉动了艺术创新。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建筑等许多艺术门类,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电影的影响。例如,用影像化的方式去陪衬,舞蹈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表现力;很多戏剧,得益于影像化叙事的渗透,从而更具动感和空间联想力;《清明上河图》等一些传统绘画,受到电影的启发,在今天得以影像化、活起来。

  从大众媒介文化来看,电影扮演着调动社会情绪、抚慰社会心灵的角色,是制造公共话题的一个重要源头。例如去年上映的《芳华》,导演冯小刚用满腔的热情,把过去那段既充满温馨又充满伤痕的芳华岁月,用电影语言表达出来,勾起了许多人的青春记忆。芳华,成了一个时尚的名词。不知不觉中,大家都开始怀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最后,是休闲娱乐文化方面。无论是在影院看还是在家里、车里看,电影作为一种伴随性的娱乐行为,让人得以释放郁闷或压抑的情绪,享受一段轻松的时光,为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为何功夫片、喜剧片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们让人忘忧、让人开心。

  以上这些,都是电影文化带着人们的宝贵财富。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在推动艺术创新、引领社会风尚、满足文化需求方面,是合格的。

中国电影,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抒怀

  《战狼Ⅱ》由吴京、弗兰克·格里罗、吴刚等主演,讲述了因故被开除军籍的中国特种兵冷锋,在非洲国家一场叛乱中,不忘军人职责展开救援的故事,于2017年7月上映。

  光明网:您怎么看待中国电影的构成,如何保证电影版图的平衡与和谐?

  胡智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电影有三个系统:一是对内系统,二是对外系统,三是引进系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系统此起彼伏、相辅相成,创造了精彩的文化景观。相对而言,八十年代是三个系统比较平衡的阶段,近年来对外系统和引进系统的问题更多些。

  例如对外系统。中国电影怎样走出去,更好地发挥“电影外交”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中国电影还缺乏跟进性的行动,在输出电影方面鲜有标杆作品。很多电影,不大适合走出去或者说代表中国的形象,总觉得不够全面、不够完美。除了内容上要精益求精,我们还应当有针对性地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化需求,了解对方处于什么历史阶段,受众更渴望了解中国的哪些方面,在进行中外电影交流时做到投其所好、恰到好处。

  再如引进系统。这些年,中国电影在引进系统方面,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和进步,但也客观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国内观众来说,好莱坞电影比较常见,印度电影、俄罗斯电影、伊朗电影、墨西哥电影等则相对较少。在本土体系发达的前提下,中国电影在引进方面应当追求高质量、多元化,让更多优质进口影片在国内释放能量,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这样,中国电影文化版图才能更完整、更平衡、更和谐。

  未来,中国电影文化版图要想获得科学合理的配置,须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在引进和输出方面多下功夫,努力形成本土电影、输出电影和引进电影“三驾马车”同步进行、协调发展的格局。

中国电影,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抒怀

  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由卫铁执导,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和成就,以及中国人民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进行的伟大奋斗,于2018年3月上映。

  光明网:在对外系统方面,中国电影未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胡智锋:电影,其实是在用影像、故事、角色,以及特定的情感类型去吸引观众。影像,可以记录一个时代的真实景观,唤起集体的记忆。通过电影,我们可以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风土人情,可以与古人对话,传承中华文脉。电影讲述的,有动人心弦的故事,也有发人深省的故事;有让人流泪的故事,也有让人捧腹的故事;有战争故事、反腐故事,也有家长里短、悲欢离合。电影的角色,往往取材于现实,或让人崇拜,或让人感动,或让人唏嘘。这样的人物群像,成为一个时代鲜活的文化载体,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情感记忆、思想记忆。

  今天,我们要回望历史、呼应时代,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电影。怎样向世界展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怎样让世界认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目前来看,中国电影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存在几个障碍:看不懂、讲不透、缺渠道和不到位。看不懂主要是语言问题,很多电影译制粗糙,传播效果不够理想。讲不透源于文化差异,有时即使翻译得很准确、很清楚,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观众可能理解不透。缺渠道,表现为落地影院、电视频道太少,进不了对象国的主流院线和主流频道。不到位,则是由于宣传不够,造成观众人数较少,或者即使很多人看了,但影片未能真正入脑入心。

  有鉴于此,中国电影未来要想讲好中国故事,须注意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兼顾本土化和全球化。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让中国人喜欢看,也要让外国人看得懂。例如,国产电影受制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对一些价值观比较推崇,但外国人可能无法理解。再如,血腥场面在战争片中比较常见,但在一些国家是不文明的。这就启发我们,既要考虑本土观众的口味和需求,也要考虑其他受众群体的文化环境和审美习惯。

  第二,正确认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电影面临一个难题:讲历史故事,许多年轻人不爱看;讲现代故事,中老年观众不爱看。怎样将传统与现代恰当对接,让不同阅历和代际的人都能理解和接受?这意味着,既要讲好传统故事也要讲好现代故事。传统故事要赋予现代色彩,用时尚的方式去表达;现代故事,也要积极承载历史底蕴、文化内涵。

  第三,妥善处理主流和大众的关系。主流价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引领着社会思潮和时代风尚。大众文化,则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日常娱乐化的诉求。怎样让主流和大众和谐相生,是个很大的课题。讲好中国故事,既不能一味喊口号,变成枯燥的教育,也不能过度娱乐化,缺乏家国情怀、价值担当。中国电影,怎样做到寓教于乐、润物无声,还需更多探索。

  (光明网记者李姝昱、刘冰雅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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